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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4.00 元 改革时代理论思考:杨春长理论文章选

  • 作者:杨春长
  •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 责任编辑:曾德保
  •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1日
  • 技术编辑:刘 硕
  •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 版次:第1版
  • 装帧:平装
  • 印次:第1次印刷
  • 字数:417千
  • I S B N:978-7-5147-0945-2
  • 语种:汉语

本书稿为杨春长同志及与他人合作(杨春长为第一作者)1977——2015年公开发表的文章,内容包括对党的一些重要会议精神学习体会,对一些问题的哲学探索,对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实践问题的研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领袖诞生纪念日,建党、建军等重大纪念活动的理论思考。这些内容贯穿改革开放近30多年历程,是改革开放30多年思想理论的印记,具有一定的学习参考价值。

杨春长,1949年5月生于山西盂县,1968年2月入伍,同年7月入党,曾任65军战士、排长、新闻干事、政治指导员;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马列教研室哲学教员、副教授;总政宣传部理论局干事、副局长;军事科学院正师职研究员、政研组(后为政研所、政研中心)组长,军队建设研究部副部长,少将,博士生导师,兼任军事百科编审室副主任,军队政工研究会副会长,军事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研会特约研究员,全军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编审组副组长,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

第一部分 伟人大事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的科学* 本文系1983年3月参加河北省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研讨会论文,收入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然而在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同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却日益贫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发展,无产阶级不断壮大,已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时期,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理论出现。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他们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革命的创造活动。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根本变革。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又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科学的创造必须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a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革命的立场、方法和精深广博的知识加以彻底的改造,真正做到了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形成、发展的,它在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的革命实践,旨在彻底推翻沿袭了数千年的剥削制度,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它必然遭到反动势力的攻击、迫害。但是,马克思不顾任何危险,义无反顾地终生从事革命活动。反动派的迫害和资产阶级奴仆们的诽谤、攻击,没有使他慑服;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也没有使他的事业中辍。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与它的敌人的斗争中才能获得自身的生存权利。同时,它也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不断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巴枯宁鼓吹的立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拉萨尔派企图用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的批判、斗争,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尽管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世界性的,而且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地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谋利益。最无私的人必定是最无畏的勇士。真理在马克思主义一边,马克思主义所向披靡。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a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在实践基础上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源泉和动力。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一根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才多次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0页。马克思也才在批判那种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理论的人们时愤怒地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4页。教条主义的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0页。

列宁是第一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一切可能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列宁,则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是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与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状况和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研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这在当时的历史时代无疑是正确的)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当时各国机会主义者都责备列宁离开马克思主义。但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而不是机会主义者。因为列宁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机会主义者却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都富有科学的创造性,都从实际出发,打破旧传统、旧格式,使理论紧紧地跟上发展、变化的形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创造性的科学,它也要求人们以科学的创造精神运用它、发展它。

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里,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千方百计寻求救国的真理,不少人费了很大的气力,研究现状、考察历史、出访外国、冥思苦索,但都未找到能使中国真正独立富强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民才终于找到了真理。

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把马列主义简单套用在中国就能把革命搞成功。在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问题上,我们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斗争。由于理论准备和斗争经验不足,还缺乏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因之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关键时刻,由于陈独秀右倾思想的领导,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在此期间,我们党当时有一些主要负责人,特别是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不顾我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一味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机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要走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革命道路。谁要抵制、反对他们这种错误路线,就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到四万人左右。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创造性地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这一创造性的主要特点是: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根据中国的特点进行革命。我们党成立后,从1922年起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各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组织事宜都由共产国际直接决定,各国党没有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力。其间虽然共产国际对我国革命有过不少有益的帮助,但也对我国革命有过一些错误的指示。他们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主张在中国也推行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那一套。毛泽东等同志则坚决与这种教条主义倾向作斗争。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实际上已提出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并不断总结当时各个根据地的经验,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种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缔造人民军队,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人民战争,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这就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第一次开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

(二)注重调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特点,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注重对我国革命实际特点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从理论上、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实际特点,就是客观事物的特殊本质,是这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认识事物就是要达到对该事物特殊本质的认识,把握其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运用这种认识去实践就能获得成功。毛泽东同志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一直注重对中国国情和其他各种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在1930年5月就最早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1年4月又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他还提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教条主义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与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是从“本本”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根本不注意对中国国情特点的调查研究,他们得心应手的事情就是“照搬照抄”。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都照搬共产国际关于反富农、反右倾的指示。李立三推行搞大规模的集体农场,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错误方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制定了地主“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的“左”倾政策。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地抵制了这些“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此期间认真调查研究了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特点,制定了与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相适应的土地革命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这就正确地解决了党在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根本问题。根据调查研究,对民族资产阶级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是从各国具体革命实际中概括出来的。从个别到一般的这种科学抽象,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因此它才成为“行动的指南”而不能违背。然而,共性的东西只能大致地包含个别,包含个别的某些方面、部分或本质;个别这种更为生动、具体、丰富的东西不能完全进入共性之中。所以,那种共性的东西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革命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即把共性与个性相结合。这一结合的实质就是,以普遍真理为指导,调查研究实际情况,把握革命运动的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正确解决具体革命问题。这一过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而教条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包医百病的“良方大全”,从而照搬照抄照套。在哲学上就是孤立地强调了共性,否认了个性,割裂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一般来到一般去,一般、共性既是其出发点,又是其归宿,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深坑。可见,对于革命实际特点的调查研究,正是把共性与个性、理论与实践联结起来的纽带,是形成正确认识、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基础,是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教条主义者从这里失足,马克思主义者则从这里开始健步走向胜利。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不但创造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不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起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继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的伟大创造。党所以能取得这些创造性的伟大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

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继续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a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恩格斯在后来的《费尔巴哈论》中曾深刻地阐发过这一思想,他指出,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是它的“革命性质”,即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绝对的人类状态”,因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也就没有什么反映这种状态的绝对观念和孤立的绝对真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建立他们的理论的。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必然要受一定时代实践的物质手段和实践对象的发展情况的制约。在他们的言论、著作中,有的可能囿于当时的条件而不够精确、全面,甚至是错误的;有的是研究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际问题所获的具体原理、具体结论。对此,都不能照搬照抄。至于他们理论中那些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普遍规律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是必须坚持和遵循的,但也同样不能照搬照抄,也只能把这种普遍性的原理当作“指南”,当作根本方法并需要实行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的结合。毛泽东等杰出的领导人曾经成功地实现过这种“结合”,曾经发展过马列主义,但实践在发展,情况在变化,条件有不同。过去的“结合”不能代替现在的“结合”。昔日的创造发展不能代替今天的创造发展。适用于某种条件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另外的条件和情况。产生于某种范围的实践中的思想,并不必然对其他范围的实践有指导意义。

当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还要不要接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造性的“接力棒”,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发展?要不要解放思想,打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我们党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我们党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入开展了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了那种“两个凡是”的教条式的说教,振聋发聩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贯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深入调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四个现代化建设,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例如,关于突破固定的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包括农业集体所有制和生产责任制相结合,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及经济体制的改革;关于正确估量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关于科学、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的思想;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的思想,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关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尊重其他革命政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了过去没有接触过或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努力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了。

实践表明,我们党这种创造性不同于以前的特点是:以巨大的魄力,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勇于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拨乱反正中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发展毛泽东思想。

科学的创造是一种严肃的事情,它既不是高不可攀的,又不是轻而易举的。它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依据,以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为基础。由于各种原因,人们总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改革、创新。在过去的年代里,经验主义曾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阻碍过我们创造性的实践。这几年,右的倾向又作为“左”的倾向的盟友,来干扰我们的创造性实践。我们党及时地进行了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从而一直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开创新局面,不断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由此可见,我们党近几年来创造性的革命实践所表现的又一特点是:防止在注意一种错误倾向的时候忽视另一种错误倾向,正确地开展反对“左”和右的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只有反对思想僵化等“左”的倾向,方能迈出创造性的步伐;只有反对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方能保证创造性的正确方向。

新的历史时期是富于创造的时期,是一切革命者大有作为的时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有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我们一定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实际出发,坚决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不断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恩格斯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 本文发表于《思想战线》1985年第10期。——纪念恩格斯逝世90周年,读《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一篇著名的经典之作,其中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本文谈谈对书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感悟。

恩格斯由于批判杜林的需要和恪守论战原则,主要针对杜林在认识论上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突出了认识论的辩证法,这是在他和马克思把实践引入认识论后,又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的集中体现,这标志着认识论的革命变革的完成。因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①《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先验主义,首次提出了哲学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a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2页。明确提出了从观念性的原则出发,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路线;从客观事实出发,乃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路线。这对于辨别各种哲学流派和更好地坚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关于原则和事物关系的科学论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不仅指明了存在在先、思维在后这个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前提,而且指出“原则”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原则”是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结果”。“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精神性的东西来。b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2页。《反杜林论》“哲学编”中几乎每个篇章都有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思想。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都是对“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c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4页。“纯数学具有脱离个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的意义”,“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但“它起源于外部世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d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4—35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根本对象,是认识的源泉。一切认识都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可以提供客观世界的正确图景。这种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已经内在地包含着世界可知性的思想。

“哲学编”虽没有明确提到“实践”概念,但仍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人类在由摩擦生火到制造、使用蒸汽机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取得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法国、英国的阶级斗争实践,产生了相应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19世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实践,是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相当一部分是科学实验活动及其成果,“迫使人们达到”“辩证自然观”的认识。e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2页。不可否认,恩格斯在这里是以特殊论述方式表达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

针对哲学史上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唯心主义回答,恩格斯虽没有明确提到实践标准,但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客观性问题。“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a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页。把认识的对象以及实践过程及其物化引入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

认识对实际、实践有重要的反作用。“原则”不是消极的东西,它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恩格斯论述了辩证法、道德、平等观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无产阶级就曾以自己的平等观作为“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b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04页。同时,恩格斯也让人们谨记,不要把意识、理论这种相对“独立的东西”当作绝对独立的东西。

对认识能力的辩证论述,是《反杜林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也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c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84页。从人的认识本性看,思维能正确反映事物,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是同一的,它们有同一性。从认识对象上看,客体能被认识,主客体之间没有不可能逾越的鸿沟。从思维的使命和最终目的看,人类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可能”看,作为无数亿过去、未来的人来说,这个发展过程是无限的,他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前面的认识成果可以转化为后来的认识能力,可以由认识错误到认识正确,由不认识、不完全的认识到比较完全的认识。这是思维的至上性。思维还有非至上性的一面。对无限广袤深邃的客观世界要作“恰如原状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a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4页。在客观上要受历史状况的限制、事物本质暴露程度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在主观上要受人的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水平、体力、智力等情况的限制。黑格尔作为“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毕竟受到了限制”——知识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和历史时代的。b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2页。

人类思维、认识能力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进一步表明了世界的可知性。现在不能认识的,将来可以认识。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人类能力永远不能认识的事物。

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过程。恩格斯强调,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要“以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续、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c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页。认识对象的发展变化,决定了认识的发展变化。

认识何以发展?在认识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不少人(许多教科书亦然)常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为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正确的。但认识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实践。笔者认为,《反杜林论》告诉我们,认识发展的动力是一个矛盾的系统。实践作为主客体矛盾的“交错点”,是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并非唯一动力。推动认识发展的还有认识能力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认识过程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认识成果上的真理与谬误的矛盾,真理中的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矛盾,思维方式中的辩证思维与其他思维(如恩格斯讲到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矛盾,认识任务、目的上的必然与自由的矛盾等。恩格斯认为其中一些矛盾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d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4页。重温这些思想,可以进一步完整准确地把握认识发展的动力的理论。这对促进认识的发展是必要的、有益的。

认识过程既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又是认识与实际、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恩格斯在对道德、平等问题的考察中,论述了各个历史时代条件下,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生活、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了相应的道德观念、平等观念,体现了认识与实际、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关于个人思维至上和永恒真理的同时,阐述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能够正确认识。这种真理性的认识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或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认识的广度上只能认识某一方面、部分,从认识的深度上只能认识一定的层次,这是真理的相对性。同时每一真理又毕竟正确反映了事物的某些内容,从人类无限延续、认识过程的无限性看,能正确认识无限的世界,这是真理的绝对性。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辩证地统一着,相对中有绝对,绝对通过相对而存在。

真理与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对立、区别,不可混淆,但是在这一定条件之外亦即另外一种条件下,“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a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88页。恩格斯以波义耳定律为例,说明了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b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83—84页。真理的发展总是在真理与谬误的联系、斗争、互相转化中得以实现的。

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事物规律、把握真理所不可或缺的。恩格斯对辩证思维的形式、方法的论述虽不尽系统、全面,但如零金碎玉般散见于各章。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思维中的,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有一致性。恩格斯指出:“运用概念的艺术”、辩证思维的能力不是天生的,人们通过学习认识史、哲学史和经验的积累,可以不断提高。a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2、第22、第35页。另外也零星论述了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历史的与逻辑的等辩证思维方法。b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39、第12、第18、第131页。

人类思维、认识的任务、目的,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性”c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1页。,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获得自由。“自由……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d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112页。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的每一进步,都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到了“自由人联合体”e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28页。,即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有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便得到“真正的自由”,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里阐明的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强调了认识的能动的、革命的方面,并把认识的任务、目的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联系起来。足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革命的、科学的反映论。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首要条件是人民军队* 本文刊载于杨春长主编:《马恩列斯军事理论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纪念列宁诞辰130周年,学习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军队的论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和军队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而军队则是有组织的暴力,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军队即真正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不可缺少的工具,夺取政权必须靠这支军队,巩固政权还必须依靠这支军队。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首要条件。

一、马列关于军队起源和本质的思想

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从氏族“自动的”“全民性的”军事组织中,逐渐地分离出代表氏族富裕上层利益的常备武装队伍,形成了原始的民兵同氏族贵族队伍结合的武装。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的军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于军队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阶级、国家和暴力学说的时候作了考察。他们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而“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a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8—39页。“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b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42页。恩格斯在讲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时候,深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暴力统治的本质,指出:“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c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413—414页。这样一来,“一切社会(引者注:指到目前为止的一切阶级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d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5—36页。而这种服从于国家和一定阶级的暴力工具主要是军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5页。

奴隶社会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国家机关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也总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执行着对外侵略、对内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两种职能,是统治阶级豢养的暴力集团和维护其统治的暴力工具。恩格斯在分析封建的国家、暴力包括军队的本质的时候指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f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6页。这种暴力维护着封建的秩序和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g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4页。恩格斯在谈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斗争的时候,也论述了政治暴力及军队的阶级性。他说:“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h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10页。因此,为着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不得不努力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和军队。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的时候,资产者以不得不“求助于暴力”。a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11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军队作为有组织的暴力,绝不是“超阶级”的抽象物,而是附属和服从于一定国家和阶级的暴力工具,在阶级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和政治集团的性质决定着军队的性质、使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世界上的军队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动军队,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奴隶社会国家的军队、封建社会国家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另一类是革命军队,如奴隶社会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以及市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推翻旧制度、抵抗外敌入侵、反对掠夺扩张,组织起来举行暴动和起义的军队。

二、无产阶级军队是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武装力量,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工具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实现本阶级的专政,必须凭借暴力,必须创建并使用自己的军队。列宁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的新形势下,提出了“红军比什么都重要”b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98页。“必须有强大的红军”c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页。等重要思想。从俄国革命开始起,列宁就非常重视革命军队的创立问题,多次肯定和强调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意义。他在谈到如何跟专制制度作斗争时指出:“革命军队是进行军事斗争和从军事上领导人民群众对付专制制度残余的军事力量所必需的。”d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在谈到如何进行起义时又指出:“在人民起义的现阶段上”,革命军队“是迫切需要的东西”。a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他还总结历史经验强调说:“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在现代斗争中,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b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1页。列宁认为在革命斗争中,应该把军事问题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提到首位,至少也是提到首位之一,把研究军事问题和使人民群众了解军事问题当作当前的任务”,c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应当运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俄国人民今后的整个命运,来解决首要的最迫切的问题,即自由问题”。d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为此,他提出要“十倍地加强我们建立革命部队的组织活动”,e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要大胆地和广泛地建立革命军战斗队。

在俄国第二次革命高潮到来的新形势下,列宁根据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述了建立革命军队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认为只有武装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f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他根据阶级社会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基本历史经验,强调指出:“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使用武器,拥有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g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他还根据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深刻指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要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由国民军队的这一部分战胜它的另一部分才有可能。”h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19页。

三、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

1848年,法国巴黎工人阶级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伟大的革命运动。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它的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其中包括摧毁旧军队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恩格斯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赞扬了军事组织的力量。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以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们响亮地提出,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部队,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一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质上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思想,并且把它看成是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为了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a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62页。他们认为,公社废除作为压迫者国家的工具的警察和旧常备军,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即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这种措施对建设新国家具有重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军队,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理。从巴黎公社的经验看,巴黎之所以能够反抗是由于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武装。正如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b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417页。历史证明,统治阶级用以维持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是它掌握的军队,而无产阶级要反抗,就必须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军队,而且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仍然需要依靠无产阶级军队。巴黎公社所建树的历史功绩,首要条件是因为有了人民武装这个强有力的武器,而它的失败也正在于没有充分地利用这个有力的武器。公社对凡尔赛恶棍们硬加在它头上的内战只是持简单的厌恶态度,对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宪兵和反革命分子表现出极大的宽厚仁慈,多次错过向凡尔赛进军、捣毁这个反革命巢穴的机会,以致公社只存在72天就被颠覆了。革命导师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深为巴黎工人对反动势力没有采取坚决的镇压措施、没有彻底摧毁反动军队而惋惜。恩格斯也多次说过:“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a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5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381页。那么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信条也应该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b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9页。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不久,恩格斯在批驳“废除权威”的谬论并回答某些人对巴黎公社的指责时说过,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革命导师们指出,如果使旧军队完全解体,不建立无产阶级的军队,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是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的思想。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前,列宁指出:“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a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这种武装起来的工人就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未来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列宁强调,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才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列宁认为,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要始终把军队问题放在第一位”,要“百倍注意和关心这件事”。b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军队,因而,无产阶级军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资产阶级军队的阶级本质是反人民的,所以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总是竭力掩饰帝国主义军队的阶级本质。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却公开宣布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性,强调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同人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有真正的人民性。

列宁基于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和红军建设的实践经验,1918年1月16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的、由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就明确规定了苏维埃武装力量建设的阶级原则。宣言指出:“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剥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特命令武装劳动者,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红军,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根据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军队建设的阶级原则,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和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指出,工农红军和红海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应该具有公开的阶级性,兵源补充应该来自工人和劳动农民,对军队的政治领导权,应该属于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这一建军原则在苏联红军建设中得到了实际贯彻。实践表明,这个武装力量不是像过去的常备军那样脱离人民,而是同人民有极密切的联系;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斯大林曾经论述了列宁制定的组建新型军队的阶级原则。1928年2月25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红军建军十周年的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论红军的三个特点》的著名演说,就是这些论述的集中体现。斯大林概括的红军的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巩固工农政权的工具,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把工人和农民从地主和资本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第二,“它是巩固我国各民族间兄弟关系的军队,是解放我国各被压迫民族的军队,是保卫我国各民族自由和独立的军队”;第三,“我们军队中培养和巩固的是国际主义精神,充满了我们红军全军的是国际主义精神”。

四、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军事工作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必须由共产党领导。列宁在创建苏联苏维埃工农红军的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重要的原则。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军队力量的源泉和胜利的基础。列宁认为,在国内战争年代,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战斗的党,不仅应当参加战争,而且应当在战争中起领导作用。军事政策问题和武装力量建设问题,始终是列宁密切注视的重大问题。在同军事反对派的斗争中,列宁强调指出,党中央要决定一切最重要的军事问题,就这些问题通过相应的决议,并监督其贯彻执行。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年代,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在军事领域里实施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才得以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国家的安全。

列宁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明确说过:“无产阶级按其地位来说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以它负有在俄国一般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它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上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a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党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的,并且后者是前者的集中体现。

列宁还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革命的领导权,主要地体现在对武装斗争及武装力量的领导作用上。他明确指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b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党必须“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武装无产阶级,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起义的计划,必要时设立由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一工作”。c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他还强调说:“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d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这个党,“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e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

帝国主义大战引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针对这一新形势,列宁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强调了党在武装斗争和武装起义问题上的领导作用,强调了党在国内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不可能的。为了坚持武装斗争和准备武装起义,他坚决主张并号召:“应当立刻把我们整个党团都派到工厂和兵营里去,那里才是我们党团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们活动的中心。”f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页。

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认为,为了贯彻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切实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和《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列宁同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他认为,要想使党真正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世界胜利地进行斗争,就必须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部队。这个部队的组织分成为一个网状般的各种地方的和专门的、中央的和普通的组织。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a 《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页。,苏联武装力量中的党组织是苏联共产党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苏军中的党员,开始是由地方党组织代管的,以后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逐渐建立了军队党支部,并明确规定军队中的党员由军队党组织领导。以后又确定了军队中党组织的机构、任务和作用,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

列宁明确主张在红军中要建立起共产党支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统一领导整个军队的思想和行动,才能使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才能争取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

在列宁的著作和党的决议中,一再强调加强和活跃党支部工作的重要性。列宁指出,党的支部应当针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针对各类劳动群众的情况,进行鼓动、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工作不断地教育自己,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列宁把振奋精神,唤起坚强的意志,提高觉悟,巩固纪律,看作是党支部的主要任务之一。红军中党支部工作的开展,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极重要因素,是胜利的保证。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在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的广大共产党员光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从而带动了千百万红军战士英勇奋战。当时红军中的党员约有30万,几乎占全党党员数的一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里,苏军党组织的动员鼓舞作用,得到了更广泛的发挥。千百万共产党员因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敢精神和高超的军事技能,而被授予各种勋章、奖章,在全部“苏联英雄”中几乎有四分之三是共产党员。

努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精神力量在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战争不仅是对国家经济和统帅才能的考验,而且是对交战双方所有精神力量的检查。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a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1—1982年版,第229页。列宁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归根到底是由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群众的士气决定的。”b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50页。这是因为士兵们如果确信战争的正义性,并且意识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会使他们斗志昂扬并且能忍受空前的艰难困苦。精神力量内容极其丰富,它包括人们的政治信念、道德、感情、意志,等等。列宁指出,革命中的精神因素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调动起来的时刻,由千百万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为此,列宁强调在军队和人民中进行革命意识灌输等强有力政治工作。

列宁强调说:“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军队。”c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页。在国内战争时期,党的某些刊物对待军事专家发表了一些错误论调,在有的部队中已经影响到对军事专家的使用。列宁认为,党应当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而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手段是加强军队和待应征者的政治工作,抓紧军队政治委员的工作。

革命军队要做好宣传动员群众和瓦解敌军工作。列宁强调指出,党和苏维埃之所以能够领导战争取得胜利,是因为群众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列宁指出,不要只顾作战,要注意政治工作,要把前线附近的居民全部动员起来,要保证部队不瓦解,士气不低落,宣传鼓动要明确目的性,一定要使我们所宣传的真理深入人心。要动员全民积极参战以及动员、教育人民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支援前线。要动员人民直接帮助军队,缩减非军事工作,做临近前线地区的工作,以及做好肃清敌军后方的反革命工作。同时列宁强调要做好瓦解敌军工作,争取瓦解敌军,扩大红军的影响和力量。苏维埃红军认真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和政治工作的原则,使红军的建设不断加强和健康发展。

论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创新* 本文分段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摘登)2003年12月23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中国的巨大变化与伟大领袖和伟大人民的伟大创新紧密相联。毛泽东以其非凡的业绩、光辉的思想及过人的胆识,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他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研究学习其伟大创新与卓越胆识,对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革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个人价值取向与人民利益相统一:毛泽东伟大创新的不竭动力

毛泽东能有伟大创新与卓越胆识,是因为始终有一种强大的动力推促着他。这应当从价值论的层面加以认识,探究其深层价值动因。从时代背景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于深重的社会秩序危机和精神危机。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狂潮迭起,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思想领域极度混乱,原有的社会秩序及建立其上的精神世界趋于崩溃,人们缺少精神支柱。当历史需要伟大人物和先进政党组织的时候,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伟大人物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当时的民族危难呼唤着匡扶社会的仁人志士。毛泽东等杰出人物,以拯救人民、力挽狂澜的非凡抱负,走上革命道路,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毛泽东具有超凡拔俗的个人价值取向。“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欲与天公试比高”,这些诗句表明他站在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立场上自尊自强,具有卓越的主体意识;长期刻苦锻炼体魄,修养身心,以期担当重任;“身无一文,心怀天下”,表明他不为钱财富贵,而一心为中华崛起、民族富强,搏击风浪、英勇奋斗的非凡抱负。

毛泽东的人民意识、群众观念、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思想是他勇于创新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反对将人类历史看着是由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的,他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明确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重要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毛泽东这些精辟而富有哲理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的格言警句。

为了从反动统治中解放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就必须建立革命政党。“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深刻论述告诉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起着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即组织领导作用,它担当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只能是而且始终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

“中国人站起来了”!毛泽东和亿万中国人民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热烈欢呼,这是领袖与人民共同浴血奋斗的结果。毛泽东当时在政协使用的是“中国人”这一极具民族性的词汇,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样具有明显阶级性的语言。显然使用“中国人”来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刻内涵和整体记忆的厚重意义,联系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题词,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毛泽东对祖国,对人民包括人民英雄的深情厚意溢于言表。

深情地想着绝大多数人,执着地为着绝大多数人,这是毛泽东的鲜明的“人民”情结。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强调,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脱离群众,反对党内干部“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和老爷习气”,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今天反腐败的斗争中,重温毛泽东这些论述,我们倍感亲切,倍感深刻。

在历史天平的一端上,是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个人抱负、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在历史天平的另一端上,则是一个衰落沉沦中的千年大国的重新崛起。这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个人理想要与祖国需要、人民利益相一致。这样也才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学习借鉴与实践探索相统一:毛泽东伟大创新的思想源泉

创新离不开学习借鉴,创新离不开实践、探索。毛泽东正是这种把学习借鉴与实践、探索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创新巨匠,正是因为善于学习借鉴与勇于实践、探索,不断地提供给主体以思想源泉。在人民利益与个人抱负成为毛泽东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的基础上,刻苦地学习真理,勇敢地探索、捍卫真理,又大大丰富、增强了他大公无私、大智大慧的卓越胆识。唯其有胆,他才敢于挑战权威,蔑视权贵,不避风险,去探索、否定、批判;唯其有识,他才能独具慧眼,去继承、借鉴、创新。

善于创新的必然是善于学习者。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他还说过,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毛泽东是善于学习的典范,无论是青少年时代,还是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以后在井冈山、长征路、延安窑洞、西柏坡以至晚年的病榻上,他几乎是手不释卷,博览群书。他身边的人都了解:毛泽东的灯常亮着。向科学理论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毛泽东熟读成诵;向历史学习,他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对重要的历史典籍爱不释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借鉴历史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也与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向战友学习,他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身上学了很多,他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已传为劝学佳话,罗荣桓去世后,他沉痛地说:“国有疑难可问谁?”向群众和实践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王进喜、陈永贵……他带头并号召全国人民以这些典范为师,他从广大群众的学习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宝贵思想和先进经验,并由此转化为治党治国治军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群众路线”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尤其给人以启示的是毛泽东特别注重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读无字之书”,即从实践中学习。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a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战士出版社翻印,1967年版,第163页。由于认识来源于实践,只有亲身参加实践才能获得真知。

敢于创新的必然是敢于探索者、批判者。毛泽东是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楷模。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他对当时的社会都予以新的审视和批判。毛泽东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些话本来是富有真理性和非常深刻的革命家语言。由于“文化大革命”错误,人们盲目地怀疑一切,错误地造反,无知而幼稚地批判,造成混乱、动乱,以至于“株连”、损伤了上述那些精辟论述。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基于对黑暗统治的愤慨和忧国忧民的热烈情怀,产生了革命家所具有的叛逆性格和批判精神。首先,他敢于造旧社会的反。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面对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他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以身许国,宣传、组织群众,揭竿而起,发动了农民、工人暴动和秋收起义。其次,他敢于同错误领导、错误路线作斗争。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30年代前期,他对斯大林与第三国际的错误指导,对陈独秀、王明、瞿秋白、李立三“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反抗和批判。为此他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错误地批评并撤销领导职务。但是他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地为探索正确的革命理论而斗争。再次,他敢于善于发展马列主义。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b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战士出版社翻印,1967年版,第272页。毛泽东尊重马列,又不迷信马列;坚持马列,又不拘守马列;重视别国的经验,又不照搬其经验。他遵循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没有拘泥于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及词句;认真借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没有机械地套用其经验。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革命家冲破了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

三、非理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相统一:毛泽东伟大创新的思想基础

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卓有建树的诗人,笔力雄健的书法家,具有高深造诣的军事家……这些英名桂冠集于一身的毛泽东,不仅反映了他的高智商,也反映了他的高情商;不仅体现了他杰出的理性思维,也体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非理性思维。非理性思维着重于价值、意义,具有非逻辑性、间断性、突发性的特点,常常表现为直觉、灵感、顿悟,它在打破迷信教条、开拓创新、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具有理性思维所不能代替、不可比拟的作用。尽管非理性思维有些奇特色彩,正像科普作家贝弗里奇曾经论述过的那样,近乎幻觉,颇为神奇,但是在人们的思维过程中毕竟不鲜见,只是在杰出人物那里更为典型。毛泽东指挥战争中,几次反“围剿”,四渡赤水,延安保卫战,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等等,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敌人大军压境,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意志坚定,情绪沉着,思维敏捷,指挥果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众多将帅称赞他“用兵如神”。这种出神入化既有理性思维的基础,又有非理性思维的作用,真可谓古代军事思想家所讲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千万次神机妙算地捕捉进攻、防御、迂回、撤退的战机,千万次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千万次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思维机制、思维水平,就是再高超的计算机也难以企及的。毛泽东的诗词,思接千载,气吞万里,大意豪情,浪漫潇洒。他的书法艺术遒劲奔放,不拘一格,“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这些富于创造性的杰出才华、业绩,都离不开非理性思维的作用。

毛泽东的理性思维对其创新理论、指导实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在戎马倥偬、战火连天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不舍昼夜地辛苦劳作,撰写了光辉的具有伟大创新意义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理论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又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领导方法60条》等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点、规律的理论著作。这些论著中充满了理性思维,作者也格外推崇唯物主义的理性思维。他大力倡导躬行实践、调查研究,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正确的理性思维过程,即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制作,进而飞跃为理性认识;又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飞跃为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不断地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历史的具体的知和行的统一。毛泽东不仅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创见,而且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有独到的创新见解和建树。他对世界客观规律的实质、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法则)作了深刻的系统的论述,达到了唯物辩证法大师的境界。毛泽东科学的理性思维,使其深入实际,重视实践,思维严谨,决策审慎。在认识论中,他独重实践,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基础,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第一的观点使他不迷信理论而敢于反对本本主义,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辩证法中,毛泽东垂青对立统一规律,进而抓住了事物矛盾的精髓,即矛盾的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实践中特别强调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勇敢地抵制和批评了党内外的投降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性思维,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因而毛泽东特别重视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并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形成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说伟人的非理性思维难以言说、难以效仿的话,那么他的科学的理性思维则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也可以学习的。

四、人格魅力与领导艺术的统一:毛泽东伟大创新的重要保证

个体创新与领袖人物带领群众创新,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前者,比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只要个人综合素质高就能够创新;而领袖的创新需要更高、更全面的素质、才能。人格魅力与领导艺术的统一,是毛泽东伟大创新的重要保证。

特别注重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品行修养,进行身心锻炼,是毛泽东的显著特点,也是他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志向高远,大公无私,正道直行,德馨才慧,乐于奉献,英勇无畏,不怕艰险,胸怀宽广,豪迈坦荡,是一位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那种伟大风范形成了足以号召人、凝聚人、统领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时至今日,民间都记得毛泽东为革命事业牺牲了六位亲人,包括送其爱子参加抗美援朝而牺牲在异国战场。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他节衣缩食、不吃肉,与广大人民共渡难关,直到他去世之前一直穿着那件打补丁的睡衣……

毛泽东的高尚人格和远见卓识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形成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曾经历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进而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在世界观上,则经历了从唯心论到二元论,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毛泽东曾说:“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a 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页。

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千百万党员、数百万军队和亿万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建了党、军队和新中国,任务之浩繁,斗争之复杂,困难之艰巨,创新之伟大,都是前无古人的。成就这样伟大的创新性的千秋功业,除了毛泽东本人的人格魅力外,他卓越的领导艺术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上,善于经纬谋略,驾驭全局,洞悉趋势,把握规律,举纲抓要,执简驭繁,统筹兼顾,纵横捭阖,运用骨干,团结群众,等等,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尤其是战争中所表现的统帅才能、指挥艺术更是高超,几十年来常常是在敌军数倍于我的危险形势下,指挥千军万马,因敌因地因情制宜,大胆果断,巧抓战机,灵活处置,化险为夷,以少胜多,连外国的、敌方的高级将领、军事家也倍加称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年8月22日,与张明仓合作。——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百年

“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邓小平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下简称“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关键。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带领全党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历史性飞跃,在理论上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上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一、破除教条主义和“过时论”,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首要问题在于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基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认为这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邓小平多次强调,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理论素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始终坚持“完整准确”与“要精要管用”的统一。一方面,他反对割裂和曲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b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反对学习马列食而不化、学用脱节,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c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邓小平学习马列,始终注重把握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他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掌握了这一精髓,就从根本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正确对待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大力反对教条主义。这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一个重要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战胜来自右的方面即“过时论”的歪曲,又要克服“左”的方面即教条主义的干扰。邓小平在革命实践中,对教条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他既反对“洋教条”,也反对“中教条”;既反对在理论上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也反对在实践上照搬别国模式。邓小平告诫全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d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要亡党亡国。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既有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运用价值规律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从根本上打破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最终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洞悉当代中国的特殊国情

邓小平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与他坚持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吃透”中国国情密不可分。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一贯尊重群众,尊重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时刻关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着眼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实际,这为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吃透”国情必须深谙民情,“吃透”国情的目的在于为民造福。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人民情结,令人感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是邓小平的心声,也是他一生为国为民的真实写照。他始终坚持群众观点,极为重视体察民情、把握民意,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首创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1979年春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从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造中,敏锐地体察到民情、民意,并因势利导加以推广。在谈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时,他说:“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蓝图的总体设计,从根本上说,源于对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愿望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实际的正确反映。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始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目的和动力。

邓小平之所以能实现伟大的“结合”,归根到底是由于他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把握了当代中国实践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实践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源泉,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根本途径和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能“吃透”中国国情、深入把握中国实际,还在于他牢牢抓住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每天发生的实际情况多得不可胜数,如果不能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就可能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即使身在实际之中也难以抓住最大、最本质的实际。邓小平对中国社会所处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深刻分析。他准确地断定,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最大、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决定了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主要矛盾,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放,并以中心工作带动全盘工作,这是邓小平正确处理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矛盾的卓越之处,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根本标志。

三、求真务实,辩证思维,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客观规律办事

求真务实,辩证思维,是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基本方法和重要特色。对于邓小平一贯“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曾予以高度赞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照辩证法办事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通过深入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规律,他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特别是,他抓住矛盾问题的精髓,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这里,邓小平正式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结合”的重大成果和标志,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它典型地体现了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统一。

邓小平始终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高度重视各国社会主义的个性,强调“中国特色”。一方面,他深知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即共性,往往体现着事物的本质和基本特征,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即个性,必然与共性相联系,否则就会失去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的共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不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挫折,邓小平都始终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b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他倡导改革,主张打破传统僵化体制的束缚,同时又强调改革绝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中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就偏离了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个性毕竟不同于共性,它是丰富多样的、生动活泼的。共性总是寓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表现出来,共性如果不与个性相结合,就会僵化、枯死。

邓小平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个性,而且在实践中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发展共性、丰富个性。从唯物辩证的观点出发,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代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它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已经不是对社会主义共性的简单坚持,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今时代特征的重大转变,是对社会主义共性的丰富和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来衡量“结合”及其成效呢?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b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邓小平历来主张说实话、报实情、办实事、求实效,他作出的许多重要理论概括,如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等等,都是他求真务实、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的深刻揭示和运用。邓小平求真务实、“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方法和领导作风,举世公认,就连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由衷赞叹:“邓小平是世界上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个政治家之一。”

四、解放思想,无私无畏,勇于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与他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每次人生挫折,都没有使他屈服、沉沦,反而使他愈挫愈奋,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执着信念。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邓小平的每次沉浮中,都充分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表现了他无私无畏、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非凡胆略。长期的革命生涯,造就了邓小平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柔中寓刚”的斗争智慧和善理大局、善断大事的卓越领导艺术。时刻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愈挫愈奋,无私无畏,勇于创新,这是邓小平伟大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主体条件。

强调解放思想,并把它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他实现伟大“结合”的一大特色。邓小平尊重实践,思维敏锐,视野开阔,善于独立思考,不唯上,不唯书,这使他特别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打破常规。邓小平深知,改革是一场革命,如果不能突破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如果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改革就会寸步难行。因此,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实践无止境,认识无穷尽,解放思想永远不会完结。他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a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9页。从邓小平实现伟大“结合”的过程来看,它的每一个阶段性进步,都伴随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既是其“结合”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结合”的重要动力。

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展现了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实践勇气,表现了一种破旧立新、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邓小平深知,改革开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闯出一条新路,如果没有革命的胆略、气魄,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胆略、气魄不是盲目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邓小平强调:“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每当改革开放进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鼓励人们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努力创新,他大声疾呼:“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第372页。他的这些重要思想,打破了保守、僵化的坚冰,迎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打消了港澳同胞对前景的疑虑,促成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

孙中山“知”“行”理论新探*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4期。——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60周年

孙中山哲学思想的伟大之处,主要表现在他那闪耀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光辉的“知难行易”说。他的这一理论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前人所达到的高度,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肖萐父、李锦全同志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肖本”)对孙中山的“知”“行”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读后获益匪浅,但有几点有必要进行商榷。

一、关于“行”的范畴的内容

肖本认为:“孙中山关于‘行’的概念,以资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突破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关于‘行’的狭隘性。”我认为这不足以概括孙中山“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

孙中山讲的“行”具有一般认识论意义。他所说的“行”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战争”、科学实验和人们日常的“饮食”“用钱”等消费性生活行为。他说:“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卫……养就是觅食。这自卫和觅食,便是人类维持生存的两件大事。……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所以奋斗这一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人类由初生以至于现在,天天都是在奋斗之中。”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3页。他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人同兽争,所用的是气力,大家同心协力杀完毒蛇猛兽”;有“人同天争”,如大禹治水,有巢氏教民在树上做居室;有“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有“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b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9页。孙中山讲的“行”有很宽泛的含义,有“饮食”“用钱”等行为;有古人“尝百草”“疏通九河”“钻木取火”“改良物种”“化野草为五谷、化野兽为家畜”“创作”印版、火药、指南针、陶器、丝茶等行为;有种田、做工、“结垣架栋”“实行建筑”“挖战壕”“开运河”“筑长城”“施工建造船舶”“造电机”等行为;有近代各种自然科学实验的行为;有阶级战争、社会革命等行为。孙中山讲的“行”,内容比前人深刻、广泛得多,而且富有能动性和辩证法思想。他特别强调斗争、奋斗,直到临逝世前一天的遗嘱中还念念不忘号召民众“共同奋斗”c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4页。。他不自觉地看到了人类的“行”即实践,是一种解决主体与客体、实践者与实践对象的矛盾的实际的高度能动性的活动。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哲学思想必然具有的特点。

在中国哲学史上,孙中山第一次把科学试验作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内容,这既是其实践观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他高于前人的一个方面。他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d 《孙文全集》第4集,上海卿云图书社1930年版,第251页。近代社会生产大发展,财富猛增加,主要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那种科学就是十七八世纪以后培根、牛顿那些大学问家,所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页。“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b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他认为通过科学试验认识事物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一种重要形式。他说,生物进化原则,“人类自石器时代以来,已能用之以改良物种……然用之万千年,而莫由知其道”。c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这是近代的达尔文通过“实察”和研究,写成《物种起源》,才揭示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生物进化规律。电学理论是“费百十年之功夫,竭无数学者之才智,各贡一知,而后得成全此无线电之知识”。d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对社会的认识怎样获得呢?孙中山认为也少不了社会方面的“试验”。他说国家的行政机关,要经过试验,才可知道其是否适用,然后才可决定存留或废弃。在他看来,工厂里生产机器尚易,而国家机关这种“人为的机器”的制造、试验,却是不容易的。这里既有设立国家机关要进行试验的思想,也有因其困难而需事先慎重、周密考察研究,然后再行试验之意。为了人类进步,发展文明,孙中山还特别强调要勇于“试验”“探索”“冒险”,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之念”“畏难之心”,这样才能“致其所知”“求其发见”“建其功业”。甚至说到先人的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e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60、第185页。

孙中山志在匡世救国,高度重视科学,重视科学实验,是必然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科学实验成为一种独立的实践形式,是同近代科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带有尝试性、探索性和学习性的活动,对其他两种基本实践活动即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实践,都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作用。社会越发展,人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多、越复杂,科学实验的必要性和作用就越明显,科学实验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因此,我们必须予以必要的重视。在哲学史的研究中,也决不可忽视之。在中国近代哲学中,孙中山在许多方面达到高峰。他的实践观中,突出地强调了科学实验,这既是时代赋予它的本质性的特点,又是中华民族哲学理论思维在实践观上达到的时代所允许的崭新的制高点。(这是古代哲学所不可能有的)作为教科书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一点应给以足够的肯定,于古于今都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着重考察了孙中山关于“行”即“实践”的内容。现在我们再看看他在实践的社会性方面的思想。他所说的“行”,着重讲的是实践主体的个体性活动。他说:“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改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把个体性的习练、冒险、探索和试验作为实践的重要内容。但是,也应肯定,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类实践的社会性。他认为在人类早期,同大自然斗争中,“在那个时候只有同类相助。比方这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在别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见得彼此都是同类的,和猛兽是不同的,于是同类的就互相集合起来,和不同类的去奋斗”b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5页。。到后来“文化便逐渐发达,人民也逐渐团结起来”c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8页。继续与大自然作斗争。至于“阶级战争”则更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他还说:“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还大。”d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0—631页。这里讲的政治力、经济力即是人类的社会性力量在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中的运用。

孙中山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根据近代科学成就和革命实践经验把“行”提到认识论的首要地位,超出了先前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朴素性质,论述了“行”在人类进化史、人类认识史中的根本作用。这些方面也达到了前人未及的高度(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详述)。

孙中山的实践观比前人有很大的突破、前进,但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本质的区别。他没有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在内涵和外延上科学地规定行或实践。虽然接触到了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些基本实践活动,但终究是不自觉的、含混的、不科学的。他没有认识到生产活动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这与他轻视从事生产实践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唯心史观分不开。他也没有正确的阶级斗争观点,对阶级斗争实践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在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他认识到是一种“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的关系,但毕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水平。

二、从“根本”上重视了实践的作用

肖本认为,孙中山把“知难行易”夸大成为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有严重缺点,这样就“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就不能理解认识和实践之间的正确关系”。笔者认为,这样评价,未免贬责过分了。

孙中山在专门论述“知难行易”的《建国方略之一》即《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中,对“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广泛的阐述。虽然“知难行易”说不等于他的认识论或知行关系理论,但他的认识论、知行关系理论却又是主要在“知难行易”说中加以阐明的。离开了“知难行易”说,就难以评论他的知行理论。在孙中山的知行关系理论中,蕴含着两条线索,一条是从哲学世界观高度对知、行加以考察而得出的,即“行先知后”的哲学理论色彩鲜明的线索;一条是从现实革命斗争的急迫情势出发,对知行问题加以考察而得出的,充满革命气息、政治实践色彩鲜明的“知难行易”线索。通读细研《孙文学说》,会由衷地感到,“行先知后”是“知难行易”说的前提、基础;“知难行易”说则是其“行先知后”的理论归宿。他不厌其烦地通过大量的感性直观的例证,间或也有些哲理分析,内在地首先说明和肯定“行先知后”,而后以此为哲学基础,阐发他的“知难行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的“知难行易”说,高度肯定了知对行的反作用,从而赋予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生机。当然,“知难行易”说,是以“行先知后”理论为根基才放其光彩的。同时,正是由于他的“行先知后”理论中的某些不科学性,又为其片面地不加具体分析地夸大“知”的作用,以至得出在他看来有普遍性的绝对的“知难行易”说,准备了哲学土壤。但应该明确肯定,决不能以其“知难行易”说的不合理一面,去从根本上贬低他的“行先知后”理论。也就是说,不能因为孙中山不适当地夸大了“知”的难度,就认为他“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

什么是实践和认识的根本关系呢?我认为就是基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二者的本末、源流关系,孰先孰后、谁决定谁的关系。对这些根本关系问题的正确回答,就是从根本上重视了实践的作用。相反,只有对这些根本关系问题的错误回答,才能叫作“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宋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在论述知行关系时,虽然明确地提出过“行为重”的观点,但“行为重”是以“知为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答程正思》)作为基础的。所以尽管他说了“行为重”,也不能说他从根本上重视了行的作用。是否从根本上重视行、实践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对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根本关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请看孙中山先生是如何解答、论述这些根本问题的:他说:“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所行之,而后乃能知之。”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人类总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b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他以我国古代十三篇兵书为例论证了这个观点。他说:“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3—704页。他充分论证了人们的各种行为、活动,是各种知识的来源、途径,这已接近于“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所以,不能说他“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

“行”是“知”的目的和检验“知”之正确与否的标准。孙中山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b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0页。“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c 《孙文全集》第4集,上海卿云图书社1930年版,第240页。这些话语虽然理论思维色彩较为淡薄,但也毕竟说明了,行是知的目的;认识正确不正确,只能通过行、实践才能得到证明。这又是从根本上肯定和重视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说他“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

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孙中山从人类发展进化史来考察实践和认识的发展史,认为实践、行是人类认识不断发展的动力,是社会文明不断提高、人类历史不断前进的动力。这不仅是认识论方面的卓识,也是历史观中唯物主义因素的闪光。

孙中山考察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看到了战术实践不断变化、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实践的不断变化、发展。他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这是“自最近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战术所发生的“一个极大的变更”。d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4页。冷兵器条件下敌我双方厮杀,可以跃马横刀,“一排一排的齐进”;在热兵器条件下敌对双方交战,枪鸣炮响,再“一排一排的齐进”就会一排一排地倒在血泊中。战争实践不断推动着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不断发展。

行、实践不仅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而且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孙中山指出:“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做工习练、科学试验、探索冒险等实践活动是“文明之动机”“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孙中山认为,不仅人类的认识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前进。

孙中山还把行、实践看作是国家富强的关键。他号召“有志国家富强者,宜黾勉力行也”。b 《孙文全集》第4集,上海卿云图书社1930年版,第238页。并且专门作过《国强在于行》的演讲。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认为没有正确的理性知识时,这种“知”的问题是最切最要最难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即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计划、方略,要实现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行”就成了重要的关键性环节。不去实践,再好的知识、计划等于无用,再美妙的理想、宏伟的计划,无异于一纸空文,何谈国家之富强、社会之文明。他坚决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坏风气。他说,古人靠“实行”才不断进步,而到了秦汉之后的一段时间,出现了“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坏风气,一些人“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c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5页。可见他对于理论脱离实际,只说不干,只知不行,是深恶痛绝的。

孙中山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所作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把人类历史与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并高度肯定了实践在人类进步、社会文明中的地位,高度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作用,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可贵的创见。这种创见也足以说明他从根本上重视了实践的作用。

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是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总结时提出的。他以为革命失败就败在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的深刻影响上。革命党人受了“知易行难”说的影响,便轻知怯行,望“行”生畏,又缺少正确的理论知识、计划、方略,所以革命屡受挫折。孙中山便以“知易行难”说为“生平之最大敌也!”这个敌比清王朝还厉害,“此敌之威力,则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所以,他决心“出国人思想于迷津”,a 《孙文全集》第4集,上海卿云图书社1930年版,第238页。提出“知难行易”说,来进一步动员群众、号召群众、武装群众、鼓舞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以实现其革命方略。这在缺少正确的革命理论、计划,阿Q式的麻木不仁的群众遍地都是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当革命斗争实践需要正确革命理论指导而又没有时,革命理论的制定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了。孙中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他“知难行易”说中的合理成分。问题是他把“知难行易”普遍化、绝对化了,在这里暴露了思想认识中严重的形而上学性。但是,笔者并不因此而同意肖本的那种观点,即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作为孙中山“从根本上轻视”实践作用的依据。知难行易问题,是对于人类获取知识(尤其是科学的理性知识)、付诸实行的能力的看法;对知识的轻视、重视问题,则是对于知行在认识论中、以至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地位的看法。认为“知难行易”,并不必然导致轻视行、实践的作用。朱熹、王阳明认为“知易行难”,程颐认为“知难行易”,但他们都是从根本上轻视行、实践的作用的。

另外,肖本在认为孙中山把“知难行易”夸大为人类认识的普遍规律,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作用的同时,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关键的问题不在‘知难’或‘知易’,而在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b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8页。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既然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知难”或“知易”,那么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不能正确认识”这个“知”的问题,也就不是革命失败的原因了。如果肯定了“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那么也就肯定了孙中山“知难”的理论。至于孙中山囿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可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

孙中山在知行问题上的缺点、错误,不在于“从根本上轻视了实践的作用”,而在于没有科学地揭示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科学地揭示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

三“分知分行”说的合理因素是主要的

肖本认为,孙中山的“分知分行”说,“实则是把社会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英雄史观在认识领域里的反映。”我不能苟同是观。

孙中山是在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时讲到“分知分行”思想的。他说:“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则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予之所以不惮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a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对这段话应怎样看呢?

孙中山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真理背驰”,因而要把它“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主要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以“知”在先、“行”在后为实质,并主张“知易行难”,尤其是“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矣”。孙中山所处的“今日”之时,科学大为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三次大分工的基础上,经历了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社会分工发展缓慢的时期,人类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广泛采用机器生产,社会生产日益专业化,社会分工越趋细密。这种现象又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分工成为人剥削人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这种进一步发展了的分工,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又反转过来成为有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必要的细密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步履蹒跚,屡受阻障,社会分工的发展也相应地交了厄运。当时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出发,大声疾呼要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文化,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智力者阶层。这毫无疑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思想,他强调“分知分行”。笔者认为,他所讲的“分知分行”,主要是强调社会分工,强调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他反对“知行”集合于一人之身,因为这样不分工,一个人既要从事“知”,从事脑力劳动,又要从事“行”,从事体力劳动,势必不专一,不精熟,劳作之效率难以提高,这怎么能富国富民呢?

为了论证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孙中山还以建造楼房为例。他说,盖楼房要有绘图设计者,也要有“结垣架栋者”,少了何者都不能成就楼房。而要把楼房修盖得更多更好,就需要有更多的工程师、设计者和“结垣架栋者”。中国的实行者(“结垣架栋者”等)极多极广,不足的是那些“知者”“智者”、知识分子。所以,他在强调社会分工重要性的同时,又一再强调“知难行易”,“知”的问题难解决,“行”则好办。知识人才太奇缺,难造就,而实行者是不乏其人的。

孙中山强调社会分工的重要性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借鉴意义。以前在“左”倾错误影响下,曾不适当地一味强调“知识分子劳动化”,否认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种劳动,要他们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一身二任焉。这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实在是有害的。在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现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日益细密,生产日趋专业化。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不断分离出许多新的部门和新的工种。我们还要肯定这种必要的合理的分工,不能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分工形式合于一人之身。当然,我们并不是把分工绝对化。分工越细密越需要加强协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教育的全面普及发展,人们的智力、体力将获得全面发展,旧的社会分工将逐渐消失。

孙中山的“分知分行”说,虽然有合理的一面,而且这一面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糟粕因素。他所说的“知者”“行者”,就是他讲的“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其中有先验论、天才论、英雄史观的成分。对此,我们当然不能兼收并蓄,而必须予以分析并剔除。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报》1980年6月26日。——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

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是20世纪初期列宁、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提出来的。这个原则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个人利益服从共同的集体利益为前提,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我们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把企业的经营成果同企业职工、干部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尊重企业的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等等,就是对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具体运用。这个物质利益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党和国家制定政策的一个依据,是我们进行四化建设所必须贯彻的。

“四人帮”横行时,把物质利益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批判了这种极左谬论,在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中恢复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可是也有些人却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曲解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以为它同个人利益第一以至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没有什么区别,以为既讲物质利益原则,那就可以只求个人“实惠”,一切“向钱看”,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没利不干;就可以像列宁批评过的夏洛克一样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少得一点报酬,甚至可以不顾集体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看待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当然是错误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呢?

应该肯定,无产阶级是讲物质利益的,包括承认个人的物质利益。无产阶级认为人们的生存,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物质生活资料,“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2页。我们闹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现在我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大干四化,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2页。

既然无产阶级也讲物质利益,那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在对待物质利益问题上是不是就没有区别呢?绝不是。无产阶级讲物质利益不仅同剥削阶级讲物质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同小私有者讲物质利益也有本质的区别。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他们在物质利益上是极端利己主义。他们靠剥削劳动者发财致富,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中生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他们奉行的最高信条。古代杨朱主张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司马迁概括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亚当·斯密“发现”的“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等等,统统不过是说明了从奴隶主阶级到资产阶级这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物质利益观。小私有者抱有个人主义的物质利益观,他们一般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地位,希望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但由于目光短浅,看不到个人经济生活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缺乏集体主义的思想,看不到在旧社会,劳动者贫困的根源是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物质生活的改善要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的个人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劳动者的个人利益是没有保障的。

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把个人的物质利益同阶级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不是离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去寻求个人的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a 《毛泽东选集》第3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21页。。无产阶级把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所以,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根本的长远利益高于暂时利益。

无产阶级在物质利益上的这种把国家的、集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观念,是由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在生产资料属资本家占有时,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要推翻剥削制度,必须依靠无产阶级整个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b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致努力。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求得自己最后的彻底解放。

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发展水平,就是以能否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以及本阶级利益和人类解放的利益之间的联系为标准的。恩格斯在《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信中,曾高度地评价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他们“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7页。。无产阶级中的许多先进分子都是具有这种高度阶级觉悟的革命战士,他们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能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人类解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必要时连自己的宝贵生命也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革命导师马克思从青年时代“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但他一直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英勇奋斗,贫困、疾病、反动政府的迫害都不能动摇他的革命信念;资产阶级政府请他去做“大官”,但他也视“肥缺”为粪土。革命烈士董存瑞曾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活着就是为了天下穷人求翻身得解放”,“为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他在战场上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共产党员方志敏同志在物质利益问题上曾说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罕富裕,宁愿困穷!”这是他一生清贫、洁白朴素生活的光辉写照,也是无产阶级物质利益观的生动表述。

我们提倡无产阶级觉悟,又实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二者是不是相矛盾呢?不,并不矛盾,二者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反映着我国目前经济条件下必须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无产阶级觉悟则是表明了我们无产阶级应当具备的思想觉悟和人生观,是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所应有的自觉性和劳动态度。由于我们现在还处于生产力不太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人们的觉悟程度不能不受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大多数人还不能把劳动当作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还是把劳动当作谋生的手段。在这种客观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制定出相应的经济政策。这就是对国家、集体、劳动者个人这三方面的利益,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我国现阶段必须遵循的原则。然而在这里,有两点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这种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讲的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统一,而不是只讲任何一头。只讲国家,不顾集体和个人,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也就不能达到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经济的目的;而要是只讲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和集体,则国家和集体利益受到削弱,提高劳动者个人物质利益也就没有基础,最终还是不符合劳动者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所以,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并不是要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实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要求兼顾个人的物质利益,并不是要降低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具有的巨大的历史意义,热情地歌颂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和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a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页。。所以,觉悟了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尽管也有个人物质利益,但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怎样一致,因而具有高度自觉,能够具有忘我的革命精神和不计报酬的劳动态度。也正是这种觉悟,才能够使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劳动不仅完全区别于劳动力出卖者的雇佣劳动,也完全区别于小私有者的谋生手段。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忽视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左”的倾向,也要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右的倾向,一方面要在经济工作中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提倡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忘我精神和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尤其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决不能因为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而降低自己的政治水准。

浅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本文发表于《河北学刊》1982年第3期。——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作了高度的科学的评价,指出“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这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是完全符合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实践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在承认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互相支援,各国的经济、科学文化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两点:一是干革命、搞建设首先要立足于自身,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即本国、本地的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不能有依赖外力的思想;一是要从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本地革命事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国、本地特点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本国、本地的革命事业做好,而不能迷信“本本主义”。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掌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学思想,对我们所从事的革命和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革命事业宝贵经验的结晶

胡耀邦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的“独立自主”,是从我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又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的结晶。

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的方针应放在什么基点上?是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还是放在外部力量的基点上?革命事业围绕这个问题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斗争。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我们党内一些人曾脱离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去注意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方针放在本国革命力量的基点上,不是依靠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寻找、创造和决定革命道路,而是依赖于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照搬照抄马列著作中的一些个别结论,死抱住城市中心的观点,要集中力量于大城市,企图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他们顽固地坚持这条道路,使革命斗争在这条路上转来转去,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毛泽东同志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具体阐述的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清楚地告诉全党,要取得革命胜利,“全靠”中国同志、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对本国情况有真实而全面的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同志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基点出发,分析了我国独特的国情。我国不像俄国那样,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较长时间的合法斗争手段,进行革命的准备,到革命时机成熟时举行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尔后再把革命推向农村。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受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迫,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控制。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任务只有依靠武装斗争来发展革命力量。另外,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的大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而要进行长期、艰巨的武装斗争,就必须建立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强大的敌人又总是长期占据着城市,尤其是那些中心城市。所以,革命力量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不能在城市,只能在有革命影响和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深入农村,发动农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独特情况出发,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开创出来的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中心——共产国际,对这条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却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示过赞同。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很不满意。当时的中央根据这位代表提出的所谓“政治纪律”,曾撤销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央领导职务。1935年1月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选举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到了40年代,共产国际仍怀疑我党“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对毛泽东同志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仍然不赞成。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立自主的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着中国人民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以后,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投降卖国,“降官如毛,降将如潮”,“亡国论”甚嚣尘上。一些爱国人士忧心忡忡,怀疑我们自己有力量打败侵略者,希望靠外援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党内身居领导职务的王明,也瞧不起革命人民的力量,说当时“对中国的最直接最大的危险,就是外援(首先是军火)的暂时减少或部分断绝”,他完全依赖外援,认为这样“才找到了方向去克服困难”。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a 《毛泽东选集》第1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7页。“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b 《毛泽东选集》第2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51页。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光辉思想,后来逐步变成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坚强的精神支柱。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以后,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限制我党,搞“溶共”阴谋,企图削弱、消灭我党。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必须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我党手中,要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当时,我们党内有一种迁就国民党,对国民党无原则地妥协让步的错误倾向。王明抹杀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区别和原则分歧,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和建立抗日政权,把我党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主张放弃我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这种退让政策的结果,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我党我军受到严重损失。针对王明的投降主义危险,毛泽东同志在抗战过程中曾先后多次强调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和实践独立自主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a 《毛泽东选集》第2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64页。并批判了王明那种妥协退让的错误,还提出了许多独立自主的具体策略,如对国民党的限制,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策略,使我党我军放开手脚进行斗争,既保持了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又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防止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b 《毛泽东选集》第1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206页。要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作战方针,“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c 《毛泽东选集》第2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49—350页。这种战法就是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允许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这种战法,主要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避免了那种单纯的正面防御和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是依据敌情我情,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这种战略战术,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开辟了敌后战场,对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赢得抗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经济上,抗日时期我党在解放区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各项经济事业,各解放区设立了自己的经济机关和财政机关,直接主持解放区的经济工作、财政工作。设立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打破了国民党对我们的限制。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0年和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三光”政策,对我解放区反复“清剿”,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财物就抢。国民党又对我解放区进行封锁,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斤粮食、一尺布”进入解放区,企图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把我解放区军民困死、饿死。在这种极其危困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号召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全体军民都积极参加开荒种地等生产运动,许多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被服、经费等全部或绝大部分自给。解放区军民热情讴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唱道:“毛主席的号召呼拉拉拉传,自力更生闯难关。自己动手干,有吃又有穿。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抗日战争不断胜利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更加系统、更加成熟并大放光彩的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企图消灭我党我军,美帝国主义出动飞机、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予以配合,并为蒋军提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装备。当时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压我们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同志以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提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a 《毛泽东选集》第4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30页。我们与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条枪、一粒子弹也不交。终于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英勇斗争,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打败了“飞机加坦克”的优势装备的800万蒋介石军队。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决战阶段,我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可是斯大林同志又劝告我们要中途停顿下来,生怕当时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深入干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独立自主,坚持把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终于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我党面临着要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这时,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乞讨才能活下去。毛泽东同志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全党,他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a 《毛泽东选集》第4卷(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9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仍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决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在很少社会震动的情况下,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设想过但未实践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也进行了成功的改造。

毛泽东同志还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后来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到了党的路线的高度。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地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转引自《人民日报》1975年l月21日)我们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较好地利用我们自己的资源,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逐年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的需要。经济上的独立巩固,促进了政治上的独立。

《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这是对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宝贵经验的总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贯穿于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各阶段、各方面,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

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原则

《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我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要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

只有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才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可靠的、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因素。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原则,绝不能有不相信自身力量、单纯依赖外力的思想。我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输出资本和掠夺原料、廉价劳动力的场所,加上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所以奴隶思想在我国有较深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说过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戏剧)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因此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现在,党中央又多次强调,尽管我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缺乏民族自信心的思想,使得人们容易迷信、畏惧以至仰仗外国。如同鲁迅形容的那样: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缺乏自信力,因为没有这种自信力,就转化为信外国,信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信力,到头来变成了使人民上当也使自己吃苦的自欺力。孙中山的一生中,曾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而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搞革命搞建设都不能依赖别国,依赖别国只能受奴役,只能成为别国的附庸。所以,只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和可靠的道路。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有着充分的主客观条件的。首先,我们已经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更加成熟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的正确领导,有勤劳、勇敢、智慧的十亿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一定能战胜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就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周恩来同志曾把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看作“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a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其次,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方面的基础。全国现在已经有了大中小型工业、交通企业40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值5000亿元,已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第三,有正在开采和将要开采的丰富的矿产和石油资源。只就矿产资源来看,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矿产,在我国都可找到,其中132种已探明一定的储量,铁、煤、铜、钨、锡、锑、锌等17种主要矿藏已探明的储量居世界前列。在大陆上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沉积盆地上,找到了1400多个储油构造,沿海大陆架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这说明,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具有十分丰富的资源条件。一切悲观的论调和一切缺乏自信心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态度,坚持与教条主义相对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学思想。教条主义说到底是不相信自身尤其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做了“本本”和“条条”的俘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如列宁指出的:“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a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毛泽东同志正是这种“独立地探讨”马列主义的典范。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必须“独立地探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埋葬教条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就会出现那种“凡是”的现象,即“凡是”革命导师说过的不能动,革命导师没说过的不能干,革命导师笼统讲的不能具体做,革命导师批评过的就更不能做。这样只能窒息现代化事业的生机。《决议》中指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许多要点,可以说都是我们党以独立自主的革命精神,冲破“左”倾错误束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些要点,有的是革命导师没有明确说过的,如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有的是与革命导师当初的一些具体设想、具体说法不太一致的,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则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而我们党从我国情况出发,指出除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以外,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还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甚至有的是革命导师曾经错误地提出过的,如毛泽东同志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现在我党从实际出发,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使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如果我们党囿于教条主义的束缚,一切唯“本本”是从,不去“独立地探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科学态度,就不会产生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在今后的实践中,无论遇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都决不能动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心。对待外国现代化的经验也不能照搬照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学思想,也根本区别于那种闭关自守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学思想,丝毫也不排斥外力的作用。世界各国都有其优点,而且各国的经济文化都是相互联系的,尤其是近代以来,大工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已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因此,必须注意合理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利用外国资金。这样做只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好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才能更好地履行国际主义的义务。苏联霸权主义诋毁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什么“民族主义”“单干”,恰好证明了他们践踏各国党之间平等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动本质。独立自主一贯是我党正确处理同其他党以及我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原则立场。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体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无产阶级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革命斗争中要互相支援的同时,还特别强调各国工人及其政党要独立自主地决定和解决自己遇到的革命问题。认为一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83页。列宁也是一贯强调,革命斗争必须主要依靠本国革命人民的力量。他说:“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b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页。列宁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伟大理论,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产生的带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理论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实践已充分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扎根于马列主义的土壤之中,体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沦。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所坚持的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它老老实实地以自身的现实力量为基本立脚点,既排斥那种不切实际的依赖外力的思想,又排斥那种超越实际可能性、不量力而行的思想。矛盾特殊性的原理表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互不相同,因此,只有实践于本国的革命政党和人民群众才可能真正了解本国的实际情况,也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而别国的人们则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所以,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8页。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生动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是自己运动的思想和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而事物的运动是事物本身的“自己运动”。a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既互相同一又互相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使事物由一种质态转化为另一种质态。一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的矛盾运动。这种内部矛盾即内因是发展变化的根据和根本原因,而外部矛盾即外因是发展变化的条件和第二位的原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内因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性质。黑格尔说:“根据即是内在的本质,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b 《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8页。内因是根据,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特殊的质,主要是由其内部矛盾规定的。一个国家的内因,还提供了国家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通常也决定着该国家发展的道路、状态和速度,以及这个国家发展的趋势、结果。所以,各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由各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争取,而且只有这样取得的胜利才能巩固和发展。事物的运动尽管是自己运动,但毕竟不是孤立运动,而是在一定的外因条件下的运动。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也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外因作用。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哲学依据还在于,充分相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民族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是该国家、民族中的人民群众。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人民群众不断地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促进了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因而不断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量的和质的变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中,劳动人民群众作为生产的主人、社会的主人,更显著地发挥着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主力军作用。一个国家要把革命和建设搞好,不能希冀什么外部力量,而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斗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揭示了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两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深化和体现。没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也就难以贯彻和实现。这三个“活的灵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生产力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本文刊载于《十三大报告学习辅导材料》,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学习党的十三大报告

一、为什么说“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是一个“核心问题”?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如何理解这个“核心问题”呢?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来自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前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归根到底,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共产党宣言》开始一直强调的基本观点,离开这个观点,就等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

其次,是否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野。空想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根本缺陷就是站在唯心史观的立场上设计未来社会的图景,根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建立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他们的救世良方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很不显著,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既然这些条件还不具备,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只能依靠思维着的理性来编织他们的理论体系了。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理性和正义之所以还没有统治世界,只是它们没有被人们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唯心史观的核心,就是看不到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与此相反,它紧紧抓住生产力水平这一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考察大工业所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进而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预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一科学真理已经得到实践的证实。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中,其中首要的就是社会生产力。

再次,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是导致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僵化的重要原因。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为了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桎梏,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这些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由于革命首先面临的是阶级斗争问题,是夺取政权问题,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因而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目的,发展生产力则被排除在目的之外,至少是放在次要地位了。这种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片面认识再加上对马列某些论断的误解,就更强化了对发展生产力的忽视。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只能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只能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论证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而忘记了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关系,它们是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首先要看它们对生产力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例如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就必然导致崇尚“一大二公”,贬斥集体所有制和一定数量的个体所有制的倾向;又例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问题,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就必然导致对商品经济的种种非议。总之,离开生产力这个根本目的,就失去了判断是非优劣的标准,就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就会把某些本来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而把某些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附加到社会主义头上,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束缚生产力的僵化的道路。这是几十年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经历过的一个沉痛教训。

最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发挥,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主要是指: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结束了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广大人民享有健康充实的精神生活;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生产力以旧社会不可比拟的速度迅速发展;等等。但是,这些优越性和吸引力的发挥,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迅速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又是其他各方面优越性和吸引力充分发挥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分野,从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都说明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是一个核心问题。

二、怎样理解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

从根本上说,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一概系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的发展,就是人民利益永不枯竭的源泉。只要有利于生产发展,就能使社会物质财富增值,就能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就能促进社会向更高文明形态发展、前进。这些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当然,在剥削制度下,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给人民带来的利益往往不是直接的、显著的和足够的。有时甚至会有这样的情况:虽有利于生产发展,但却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压榨、剥削。如泰罗制就是这样。列宁称这种管理制度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b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它以部分劳动者所受的压榨为代价,换取了资本家的超额利润和企业管理上的进步。但它还是对社会生产力、从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愈是发展,便愈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愈能直接、显著地给人民带来利益。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多,就意味着为按劳分配提供了更多的分配内容。就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与所得报酬的关系而言,是多劳多得,就全体劳动者、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社会生产的关系而言,则是多生产多得,即社会生产的越多,人民得到的也越多。

既然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那么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意味着为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根本性的前提条件,而不是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终结,要去搞别的什么。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表明,社会主义丝毫也不排斥一切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东西。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最根本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以先前其他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广度、深度、速度来发展生产力,不然它就没有什么生命力。社会主义所以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并将最终在全世界获得胜利,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具有最大的容量容许生产力的发展。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等,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要求的,而这些内容也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有些东西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比如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租赁制、股份制等,但它们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允许的。

三、为什么说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党中央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有些人把改革、开放、搞活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认为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改革、开放,要改革、开放就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两个基本点,一个是立国的根本,一个是总方针。四项基本原则决定并保证改革、开放的方向,改革、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发挥四项基本原则的作用。

两个基本点都是为着发展生产力,为着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终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主要标志,是我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主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这是社会发展的两条客观规律。上层建筑要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实际上也主要是指的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任务。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也证明能够有效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掌握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这就为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一方面对那些反动分子、敌特分子、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专政,保证安定团结的局面,建设强大的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广大人民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两方面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在我们的建设事业和其他事业中,有一个坚强而正确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所不可缺少的根本保证。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也完全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恩格斯讲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3页。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需要通过改革清除旧社会遗留的痕迹,通过改革改变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各种新制度、新章法,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种种不适应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并大大发展了生产力。农村多年的改革已大见成效,农村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使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城市体制改革也已取得重要成果。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建设资金缺乏,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比较落后。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外,还需要有计划地引进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知识,尽可能地利用外资。从1980年到1985年,全国共引进国外技术1.4万多项,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具有国际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通过实行开放,使我国不少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增强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就是这样由一条“纽带”——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只是前者侧重于为发展生产力提供根本前提和保证,后者则侧重于为发展生产力直接创造条件。

四、为什么说离开了生产力标准,用抽象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裁判生活,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毛泽东同志在4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a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79页。这个深刻的道理告诉我们,衡量、评估一切社会现象的优劣、得失、功过及其程度,最根本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即对生产力起了什么作用以及作用之程度。而不能用抽象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裁判生活;否则,就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那就只能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在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以抽象原则和空想模式来裁判生活,结果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声誉的现象并不鲜见。以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说,在我们之前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科学社会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应该有商品经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莫尔在16世纪初写的《乌托邦》一书中写道:“各个地区并不是商品的生产者,他们的产品也不和其他地区交换,各个地区都为整个民族进行生产,整个民族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欧文等也都把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视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的对象。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不应该有商品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已经高度发展,革命一旦成功,便可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形式,“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1页。然而,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必然存在商品经济,必须实行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灵活的经营方式,允许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如果用抽象原则和空想的模式来裁判生活,像“左”的思想盛行时期那样,只是一味地“穷过渡”,搞“一大二公”,把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一割再割,否定或忽视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调节的地位、作用,而且还以为这样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到头来,却严重地束缚、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难以改善,使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怀疑,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告诫我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作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此,就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b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1—31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4、第228页。遵循着这些思想去努力实践,不断开拓前进,才能很好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维护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五、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作完美无缺的模式?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伟大的创造性工程。在这个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中,要切忌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书本上的个别论断,也都是针对着当时当地一定的具体问题所进行的论述,而绝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包医百病的药方。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唯书、唯上”,不能把革命领袖们和上级领导机关的书本、文件、指示中的个别论断,当成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当成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而应该“唯实”,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只要是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利于人民利益的,不管它与书本上的个别论断是否符合,都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列宁没有拘守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个别论断,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是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本质的东西,坚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根据对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研究,对俄国社会发展状况和当时国际环境的科学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首先胜利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大无畏地与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没有把他们关于革命要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而是主张“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本本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伟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商品经济、个体经济等),没有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创造,开拓前进,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就必然窒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生机、活力,革命事业就难以取得胜利。

六、为什么说只要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事业就会不断前进,我们的队伍就会更加团结、兴旺、发达?

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a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页。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不断获得胜利,在我国胜利的深度、广度也在日益发展。过去,我们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在革命斗争中,努力探索、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方针,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突出的是,我们党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充分发扬了民主,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开拓,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获得了辉煌的胜利,革命队伍也空前团结、兴盛、发达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如此。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打破了被“左”的错误路线禁锢和僵化的局面,干部队伍、理论队伍、文艺队伍空前团结、兴旺,富有朝气,党的各项事业蓬蓬勃勃向前发展。今天我们要认真吸取历史的宝贵经验,珍惜、爱护现在的安定团结局面,进一步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鼓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地去探索,开拓前进,更好地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前进,我们的队伍就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只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们才能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注重培训各种人才。加强调查研究,克服官僚主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再也不能不讲效益地蛮干而支付巨额的“学费”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离开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的指导,就会受挫折、走弯路。

只有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勇于探索、开拓,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复杂的创造工程。其间矛盾错综复杂,许多问题是我们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那里也找不到现成答案。外国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供照搬。创造性的事业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开拓前进。随着我们国家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势必要求我们的思想也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改变那种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旧观念、旧习惯。我们的思想认知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只要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就要敢想、敢说、敢干。在探索、开拓前进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只要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仍然能够把失误转化为教训,引为借鉴,可以更好地前进。

只有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在理论研究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确实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群众的智慧,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由于建设事业的极其复杂,又有许许多多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意见。这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对于各种不同认识、意见的争论,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坚持“双百”方针,就不难引导到积极、健康的方向上来,我们的理论队伍也就既能够民主、自由,心情舒畅,又能保持组织纪律和统一意志,从而更加团结、兴旺、发达。

古田寻根*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报》(有修改)1999年12月18日。——纪念古田会议70周年

冬日,在厦门开完会,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提出到闽西上杭县古田村去。这是我们几个政治工作者久存的夙愿。

古田会议陈列馆就建在70年前的古田会议地址。周围茂林修竹,流水潺潺,这似乎象征着红军的蓬勃生机。

伟岸的身躯,清癯的面庞,富有穿透力的睿眸,力挽狂澜的手势——毛泽东同志当年的几幅照片,把我们引回到了70年前的古田。

1929年,刚刚诞生的红军,难免幼年时期的稚弱。有不少官兵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他们也随之带来了旧军队的不良思想作风;有些人不把党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重要建军原则;有的不重视政治工作,认为政工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有的认为红军的任务只是单纯地打仗,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不愿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经常出现;有的破坏群众纪律,搜俘虏腰包;等等。针对这些情况,担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同志首先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并深入到广大官兵之中做思想政治工作。

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有400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农民626人,占47%;工人310人,占23.4%;小商者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由此可见,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就占70%,在整个部队中农民的比重更大。当时,由于频繁作战,政治思想工作又没跟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旧军队的作风,在红四军部队中泛滥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9月来信以及中央关于开除取消派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规定红军不仅担负打仗的任务,还执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任务,即“三大任务”。决议还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二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每连建立一个党支部,每班建立一个党小组。加强党内教育,严格党的纪律,开好党的会议,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决议批判了极端民主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三是明确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四是强调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决议指出,红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在古田村召开著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调查情况和两年来的建军经验教训,亲自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编制红军法规”,要“克服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错误倾向,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铿锵有力的湖南口音,伴随着毛泽东推翻旧世界巨臂的挥动犹在耳畔回荡。会议旧址的条桌、长凳显得苍老,可是仍然那么圣洁、坚实,依然静谧地摆放着。虽然人去室空,但依稀可见朱德、陈毅、彭德怀、罗荣桓等红军将领严肃而英武的身影,他们时而静静地谛听着报告,时而又热烈地讨论着。我逐字逐句地看着那些历史记录,逐室逐物地瞻仰着先贤先烈们的遗物。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当作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红四军首先组织干部逐条地学习了大会的决议,党委和各支部都按照决议逐条地、全面地检查了本部队、本支部存在的问题。许多干部、战士都自动地检查了自己,并开展了批评。后来就逐步克服了不重视党的领导、不愿做群众工作、打骂士兵、破坏俘虏政策、破坏群众纪律等不良倾向。各地红军也都学习贯彻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使这支人民军队逐渐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发展的纲领性文献,是人民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下,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根本标志和转折点。

返回途中,汽车在弯曲不平的山路上颠簸着。缕缕思绪总是挥之不去。这山、这水、这路,都少不了崎岖曲折,一支军队或一个国家的发展,也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帆风顺。最为关键的是要有真正杰出的领导人及正确的路线和制度,并保证其落实。

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本文系人民日报记者访谈,发表于《人民日报》2001年7月25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建军之魂,胜利之本——人民军队永远忠于党

记者: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特别强调“党指挥枪”,为什么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政治上永远合格的根本保证?

杨春长(以下简称“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首先,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确保人民军队的性质。198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即将离开中央军委领导岗位的时候,明确指出:军队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就是说,“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人民”。要使军队始终保持这种革命性质,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必须使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把军心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下,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这种先进性的党,也通过“绝对领导”的途径、方式决定着人民军队的先进性。离开了党的绝对领导,军队的性质就会嬗变、质变。其次,只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能担负起军队的使命,完成好党和军队的各项任务。几十年前的井冈山时期、长征时期、延安时期,敌人极其凶残,环境特别险恶,我军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以弱胜强?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同样的新形势下,认真遵循党的指示,按照党所制定的政策、制度办,就能一如既往地使我们这支军队不被敌人的真枪实弹打垮,不被糖衣炮弹击垮,不被落后、困境拖垮,从而走向新的胜利。

记者:从我党我军的历史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如果坚持不好就会出现严重后果,请联系历史和现实谈谈这个问题。

杨:历史上红军长征时,张国焘拥兵自重,搞枪指挥党,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削弱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也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同各种否定、放弃、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同时,还要看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直妄图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乱国必先乱军,乱军就要釜底抽薪,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因此,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不是任意的规定,而是历史的与逻辑的正确结论。再者,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人民和人民军队夺取政权;胜利后,还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政权,这样才能确保执政党的稳固地位。统治阶级一旦与军队分离,统治权就会丧失,这是一个铁则。所以,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切不可犯幼稚病和糊涂病。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继承和发扬支部建在连上优良传统

记者: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涉及一项重要的组织制度——“支部建在连上”。请问它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对新时期基层党的建设有何指导作用?

杨: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委托,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因敌强我弱和个别领导指挥失当,部队损失惨重,思想混乱。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定将剩下的不足千人的队伍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编为一团;建立、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了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和标志。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决定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连队是军队的基层战斗单位,把支部建在连上,使它成为连队官兵团结与战斗的核心,能够发挥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江泽民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度关注军队基层党的建设,多次强调,部队建设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核心是党支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把基层党支部建设好,就要保证把党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做到广大官兵中去;等等。

记者:“古田会议”是在什么情况下召开的?为何说它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杨:党领导的军队建立之初,主要成分是由起义的国民党旧军队及农民组成,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各自原有的观念和习惯带到红军队伍中来。加上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和旧习惯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红四军委员会于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简称“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几个决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问题。所以说,它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注重质量建设——保证我军“打得赢”“不变质”

记者: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可以说,军队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

杨:我军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和军队的宗旨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的路线、作风也特别强调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党的性质、宗旨、理论、路线、作风、要求看,都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所以军队忠于党就是忠于人民,二者是一致的。

记者:人民军队如何模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杨: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人民安全的可靠保证。我军作为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作为执行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来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因此,人民军队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实践者,继续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最根本的是要回答和解决“打得赢”“不变质”两大历史性课题。近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重视和加强军队建设,要求全军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南,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实行科技强军、依法治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

对“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的思考* 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摘录)2003年5月12日。——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和群众路线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重要论断,对于巩固和加强新时期党群关系,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最大优势”变为“劣势”,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它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可以说是“天赋”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把紧紧地与全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宗旨。一部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获得人民信任、拥护和支持的历史。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产党民心所向,依靠良好的党群关系,获得了人民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充分支持。在取得革命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政党。针对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所肩负任务的变化,以及适应新时期党群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和带领群众,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胜利都是人民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人民的优势。当前,我们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的事业。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最广泛的参与,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会寸步难行,我们的事业将会一事无成。

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一个起初没有多少党员、弱小的革命党,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千万党员、领导13亿人民和连续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大党,之所以成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力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始终坚持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依赖、爱戴与支持,因而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

在人民群众中生长、成熟和发展起来,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党的生命力,是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与保证。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把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过程及其归宿。因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群众这一最宝贵的财富,使自身的生存、发展有了坚强的后盾和深厚的基础。如果我们把人民当作土地,共产党就好比种子。共产党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这块土地上,才能生根、开花和结果,才能长盛不衰、兴旺发达。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之所在。党的凝聚力,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内在表现。凝聚力即事物的内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和人民利益的一致,党的路线和纲领的正确,党的英勇牺牲和斗争精神,是党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磁场,使党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使中国人民把中国共产党当作自己利益的最忠实代表,使党和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相依、骨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密联系。

一切相信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之所在。党的创造力,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活力源泉。千百万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威力、智慧和创造力。共产党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才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才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好惊天动地的光辉业绩。

一切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筑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之所在。党的战斗力,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客观标准。党的战斗力,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广大党员能否以身作则,取决于党能否用好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动员、组织和依靠亿万群众,推翻三座大山,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舟共济,浴血奋战,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努力奋斗,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政治优势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世间万事万物,无时无处没有矛盾,各种事物常常相生相克。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处一定的态势,决不是永恒不变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事物和过程中的矛盾着的各方面,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共同组成一个统一体,并依据一定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她必须紧紧地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这一政治优势的获得与巩固,不是自然而得的,而是需要长期执着不懈的努力,才能巩固和保持其优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党群密切联系的政治优势很容易自然散失。因此,我们决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我们党执政的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因为优势的加强或削弱,发挥或丧失都与实际工作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工作不审慎,不努力,已有的优势就会发生变化,走向反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的人认为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明确写在宪法和党章上了,可以太平无事地躺在优势上睡大觉了;有的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歪风严重存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现象也滋长起来了。致使优势在某些环节、某些单位、某些方面、某些领导干部那里已经散失,或正在散失。另外,我们决不能笼统地、一般地讲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一政治优势,不能认为我们党具有这样的优势,所有的地区、单位和干部就自然而然地都有了这样的优势。在有些地方和单位,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并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从而得到群众的支持,就有了这个优势;而在有些地方和单位,领导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甚至严重地脱离群众,就没有这个优势,甚至会变成劣势。

人心向背,是“最大优势”与“最劣优势”转换的关键。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告诉我们:一个事物之所以具有它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生命力,取决于人们对事物的现实需要及其该事物与客观环境相适应的程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个事物能够适应环境的需要,符合事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被人们所认可的接受,它的生命力就旺盛和强大;反之,就会被淘汰、直到走向灭亡。正如古人所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指的这个道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古今中外,历代王朝,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短命的必然是严重脱离群众,苛捐杂税,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统治长的、几百年的都是不断调整政策,轻徭薄赋,最大限度地减轻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程度,不断调整和改善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历代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之所以生气勃勃,就在于他们知道“政之所要,在乎民心”“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能够在客观上反映那个时代人民的一定要求。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剥削阶级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最终必然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终究未能避免人亡政息的周期率。纵观古今中外历代的兴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力量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的程度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不管统治阶级自觉或不自觉,谁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谁就能赢得人民群众。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和我们党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就有可能变质,就可能丧失执政资格。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共从1917年就开始执政,就是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顷刻之间失去了政权。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是,党内缺乏民主、腐化堕落,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实践与群众想的甚远,严重脱离群众。实践证明,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当群众不需要、不喜欢的时候,即使存在,也是名存实亡。一旦条件具备,就会顷刻瓦解。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一个根本性课题。党群关系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基础工程。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必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巩固和发展政治优势必须抓住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一个组织,它所倡导的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党的全部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一个政党如果时时处处能够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在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时,既体现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又照顾群众当前的利益;既考虑国家整体利益、全局利益,也关心群众的现实要求;既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又适应自然环境与时代发展的要求。那么,它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和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最根本的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说到底是人民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是为人民谋利益、求幸福的路线、纲领和方针。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没有把党的好政策、好制度和好办法落到实处,在执行中发生了梗阻和偏差;有的歪曲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甚至与党的路线、方针对着干。这些错误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特别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要从帮助群众从全局和发展的角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看待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切实维护好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处在执政地位的领导机关、手中掌握着权力的领导干部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当人民的公仆,这是能否坚持执政为民的试金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权力的唯一特性,公共权力在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是权力的所有者;而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则是行政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权力的行使者。既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就只是用来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每个共产党员无论做什么工作,无论职位高低,都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执政为民,勤政为民,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人民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要教育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决不能因为我们党执政的环境条件变了,而因此拉大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决不能因为执政的时间长了,而因此忘乎所以,掉以轻心。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深入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的地方,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客观上使人民群众因为自己的服务而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叫好。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诚心接纳群众的批评,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息息相通,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必须把反腐败作为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来抓。改革开放后,由于物质利益的驱动和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党内腐败现象有所滋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一些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甚至成了人民的罪人,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忧虑,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受到了严重损害。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人民最不满意的是腐败,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当前,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严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听证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使人民群众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依靠人民群众遏制腐败。各级领导班子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防止任何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不断完善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机制,完善反腐倡廉的工作机制,及时发现、有效防范和严厉惩处腐败行为,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发挥政治优势 夺取新长征的胜利*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96年10月5日。——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

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深深感到,讲政治,充分发挥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是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总结吸取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政治优势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本质属性,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与我党一贯强调的“讲政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所谓政治优势,是指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新生事物的一种本质属性,是事业的正义性、路线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及其总和。政治优势往往是社会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新生事物、新生力量,起初总是弱小的,但它由于有了这种优势,就具备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活力,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也难以扼杀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这样一种革命的新生事物,她依靠了自身特有的政治优势,不断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敌对势力。政治优势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力量,主要是因为它能为经济活动、军事活动等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能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组织保证。同时,由于政治优势也体现着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而能够为经济活动、军事活动等提供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

从建党建军开始,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唯一宗旨,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的作用,使我党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的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革命战争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同样也离不开政治优势,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这样,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多次强调过,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

二、没有政治优势就没有长征的胜利,回顾长征的过程可以发现,没有政治优势就不可能取得长征的胜利

第一,红军长征之所以取得胜利,基本的原因是由于它的正义性和政治方向的正确性。红军长征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是为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以至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伟大、崇高的革命理想的。这一伟大理想,鼓舞着广大红军战士,上自领袖,下至普通一兵,都由衷地感到,长征这种革命实践是为解放中国人民,为绝大多数群众(包括自己在内)谋幸福的,即使自己牺牲了,为这一理想奋斗也是最有价值的,因而他们以高度的阶级觉悟投身长征,不畏艰险,勇往直前。这种革命精神在实践中又变成了压倒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敌人的巨大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革命力量,是完全地为着解放人民的,因而就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在革命根据地也好,在长征路上也好,广大群众都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号召,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加红军,支持和配合红军进行革命斗争。许多群众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义无反顾,不怕危险,前仆后继,以至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红军这支正义之师从事的正义事业,也赢得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也纷纷协助红军筹粮、筹款,踊跃参军。

第二,红军长征胜利,也是正确路线指引的结果。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为了保证政治方向的正确,战胜了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的干扰,使长征得以沿着正确路线前进。1934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峰,错误地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继而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指导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结果又遭致失败;实行战略转移后,“左”倾领导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以致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人员损失过半,由8万多人员剩下3万多。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来红军向湘西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向湘西前进而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第三,革命理论的指引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长征途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机关报《红星》以宣传革命理论为己任,在及时宣传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精神的同时,还注意及时总结长征中的经验教训,帮助人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如总结了红六团担任探路先锋进入草地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大家能打一仗进一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部队普遍建立有“列宁室”,它除了担负俱乐部的职能任务外,还组织干部战士进行军事、政治学习。行军中的“列宁室”工作也很活跃,“列宁室”摆有沙盘、识字牌、棋类、报纸、书籍等。行军出发前,有关干部对学习问题都有认真的准备,如第二天行军读什么报、如何读、谁来读、什么情况下读讲,都有切实的安排。中、高级领导干部,在长征中更是注意紧密结合实际进行学习、研究。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理论学习,大大地提高了红军官兵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从而保证了长征过程始终有一个正确理论的指引。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特有的优势在长征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过程中连生存条件都极其困难,天上有敌机袭扰,地上有敌军的围追堵截,自然环境又极其恶劣,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红军开展了针对性很强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很少有大块时间上大课,但生动的宣传鼓动教育工作却是走一路做一路。在行军路上,部队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如唱歌、小型演讲、娱乐、测验、问答等,进行宣传、鼓动、教育。干部与战士、老战士与新战士经常进行谈心,并把思想工作与关心群众、帮助大家解决实际困难问题结合在一起。在长途行军中,红军各级领导对伤病员和体弱者都很关心。总政治部明确要求,对各部队沿途寄留的伤病员,“必须派人去慰问,并解决他们的困难”,对于归队的“应进行欢迎工作,鼓励战士替他们打草鞋,送衣被等,借此给红军战士以好的影响”。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后,碰到大雪山(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这时的政治工作更为重要,一方面注意宣传鼓动,另一方面号召大家“以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不能扶的抬着走,让每个战友安全越过夹金山”。正是这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模范实践,使红军部队在物质条件极差的长征途中始终保持了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五,长征胜利归根结底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革命性、先进性,决定了她及其领导的军队在长征中必然胜利。毛泽东同志讲过,红军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在长征期间,红军各部队认真开展了整顿和加强党委、支部建设的工作,使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根据军委规定,红军各部队中的重大问题,都是由党委(支部)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决定。在打仗的紧急情况下,部队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但事后要向党委报告。红军各部队在长征途中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极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都是与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分不开的。

三、新长征的胜利也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

如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项举世闻名的壮举一样,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故而人们称之为新长征。与60年前的长征相比,新长征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虽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要想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同样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所得到的最大启迪。在新长征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呢?

要高度重视政治方向问题。在武装斗争年代,方向、路线问题与斗争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生死存亡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能高度关心它、重视它。在和平建设时期,路线、方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时则不被人们注意。因此,邓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语重心长地提醒全党: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党中央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而且指出:讲政治,核心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这对于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必须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的素质。今天我们进行新长征,虽然环境、条件没有以前那样艰苦、险恶,但就其艰巨性、复杂性而言,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

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我们的政治优势。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比起红军时代要优越得多了,但是也有许多新的困难和挑战。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任务非常繁重、艰巨,必须认真研究、探索,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发挥好了,就能促进人们的政治、业务素质不断提高,进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政治优势的根本。新长征要取得胜利,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从60年前红军长征中党的领导作用中可以看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发挥党的正确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优势的基本途径。只要这两方面的领导作用切实发挥好了,就一定能取得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 本文发表于《解放军报》2006年11月9日。——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

在全党全国人民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科学命题,并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建设途径,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是引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

任何价值观念都深刻根植于社会实践尤其是现实生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取向也不可避免地日趋多元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表现,社会越是分化,就越需要社会整合。同一社会虽然可以有多个层次多元并存的思想价值体系,但国家层面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意识形态应当是共同的、一元的。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又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更要从指导思想的高度和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层面,进行整合、统领、引导。这是社会保持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的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是我国社会价值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发挥引领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充分发挥其引领和带动作用,能够有效维护整个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正常发展。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运动、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价值目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现状促使人们从价值视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保证各项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骤然“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之陷入低谷。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有些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开始发生动摇,有些思想主张甚至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倡导和践行符合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引导人们树立爱国情怀,知荣明耻,锐意创新,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领导下的各项建设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又好又快地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任务,要求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形成主导价值共识,需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以奠定社会的思想根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发展和谐,就必须有共同遵守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而且,和谐社会不是没利益冲突的社会,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处理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融洽。这不仅需要相应的社会机制,也需要相应的主导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提供了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不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具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感情、增进融合等功能,能够引导人们超越民族、城乡、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团结和发展。

知“理”知“实”,百战不殆* 本文分段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9月12日;《国防》杂志2005年第7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两千多年前著名军事理论家孙子提出的军事法则。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人类已经踏进信息时代的门槛。斗转星移,沧桑巨变,一切都在与时俱进,也都应与时俱进。兵法、军事原则亦然。信息时代已迥异于从前的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不能再看老皇历、靠老经验办事,而应注重理论先导、顶层设计。既应悉知科学理论,又要熟知实际、实践,进而使科学理论与实际、实践历史地辩证地统一起来,实现二者的科学结合,如是方可百战百胜。古人讲,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主要强调思想、理论的巨大作用。科学的思想、理论具有超前先导功能,教化激励功能,服务保障功能,等等。如果没有科学思想、理论指引,在战场上,再好的飞机大炮坦克,不过是一堆废铁;兵马再多,不过是一群炮灰;信息化装备再先进,也不过是失效的部件及其组合。

知“理”知“实”,百战不殆,就是要既熟知理论,又熟知实际、实践,并把这二者辩证地统一、结合起来。这体现了以实践为基本特征的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认识论不仅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也是认识战争、指导战争必须学习的“方法”。对于今天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人民军队来说,不仅要“知彼知己”,更要“知‘理’知‘实’”,这不仅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所证实,也是我们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所必须学习的法则。

回顾80年的辉煌历程,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无不与知“理”知“实”息息相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认识论的核心,就是知“理”知“实”。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知“理”知“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一般和特殊,知和行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有效防止和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思想武器。

当中国共产党通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点燃武装斗争的星火之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已经成功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而这一问题的背后,就是如何认识当时中国实际的国情和现状,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解决好知“理”知“实”包括二者辩证统一的问题。面对这一巨大的必然王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一切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探索。建党初期,由于先后在党中央居于支配地位的几任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不真知、深知,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红军的经验,一切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致使中国革命陷入严重危机。王明指导的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正由于采取教条主义方法指导武装斗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最后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害。毛泽东则不同,他是知“理”知“实”的光辉典范,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失利后,率部转战井冈山创建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到领导指挥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都高超地以科学思想、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知“理”知“实”,在井冈山既重视调研,熟知实际,又重视理论,在八角楼的油灯下,思考、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由此概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走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等著名论断。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教育了全党全军,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也确立了知“理”知“实”亦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的法则。

当抗日战争的烽烟即将燃起,中国革命战争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关头,迎接和指导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任务,摆在了全党面前。此时,毛泽东在深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甚至是《孙子》、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中外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日战争各方面的实际,相继写成了旷世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文章不但提出了“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的方法,而且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一系列指导规律。提出了全国抗战和敌后抗战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就是知“理”知“实”认识过程的典型范例。古今中外都有游击战争,但是像《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样系统化、理论化地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的是毛泽东。他经过战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游击战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论持久战》通过对若干个大问题、小问题的具体阐述,对抗日战争的规律、进程和结局预见得那样准确、精彩,所提出的战争指导方法是那样高超卓越,无一不为战争实践所证实。这与蒋介石主张的消极抗日的“持久战”和王明主张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持久战”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难怪蒋介石也感叹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理论上的成熟、科学,必然结出军事上的丰硕之果。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赢得彻底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知“理”知“实”是紧密相连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总决战,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掌握着全国政权,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和交通干线,接收了百万侵华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并且得到美国在财政、军火等方面援助,其军力又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指导这场总决战。在领导这场规模巨大、战场广阔、作战形式复杂、战役战斗频繁激烈的人民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仍坚持知“理”知“实”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依据当时的敌情和战场形势,及时作出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争取和控制东北,巩固华南、华东的伟大战略决策。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出现了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后,客观上已经出现可以实行有利决战的形势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指挥我军夺取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用以指导解放战争的各项战略决策之所以正确,根本原因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解放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做到了知“理”知“实”。我军仅用4年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了除台、澎、金、马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这一伟大胜利,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知“理”知“实”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可是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炮”犹在耳,不过一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当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并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新中国成立后又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肩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紧紧依靠中朝两国人民,坚持知“理”知“实”地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的侵朝军队和南朝鲜军队。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首次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国际反侵略战争,对手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美国侵略军及其16个国家的仆从军,他们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制空权、制海权。我军则以步兵为主,技术装备落后,战区后勤供应线受敌人空中绞杀的严重威胁。同这样的敌人作战,更需要高敌一筹的战争指挥艺术。知“理”知“实”的方法经受了新的实践检验,获得了新的发展,也展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和入朝作战初期,就强调指出:“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他指示:“必须深刻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a 毛泽东在1953年10月8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这就要求志愿军要知“理”知“实”,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一次战役,我军根据敌军分兵冒进、到处乱窜等情况,及时改变了原定方针,采取了分途歼击、逐步扩大战果的作战方针,给敌以迎头痛击,取得了初战的胜利。随后在理论上,针对新的战争实际,毛泽东等领导人又提出了若干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指导原则。如战争不仅要看双方“铁”的多少,还要看“气”的高低;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互配合,以打促谈;适时转换作战形式,通过依托坚固工事的阵地攻防战减杀敌之装备优势;以“零敲牛皮糖”的方式求歼大量敌人;等等。这些建立在知“理”知“实”基础上的指导原则,对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结果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对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从此刮目相看,而知“理”知“实”的科学方法论也在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得到了新的检验和发展。

当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新技术革命浪潮在全球迅猛涌起,战争的物质技术手段酝酿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人民军队在新的国际战略环境中,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条件下,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结合起来,也就是新时期如何做到知“理”知“实”。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适时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目标和任务,制定了积极防御的国家军事战略,并通过抗美援朝等军事实践,大大加快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却有时背离知“理”知“实”的科学认识方法,由“备战整军”方针,逐渐陷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研判和认识当中。理论上的偏失使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曲折中前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坚持知“理”知“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依据对世界战争与和平发展形势的新判断,实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着眼国家经济建设大局,调整了国防发展战略,把握军队建设实际,提出了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正确处理了军队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通过武器装备的改善和教育训练战略地位的落实,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理”和“实”得到了又一次卓越的结合,现代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明显提高。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国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生活多样化趋势明显的情况下,人民军队面临着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建设什么军队、怎么建设军队的根本性问题。党中央、中央军委与时俱进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探索新规律,阐明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地位作用、目标任务、指导方针、总体思路、根本途径、战略步骤、发展动力和政治保证等,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有力贯彻,依法治军水平不断提高,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进展,综合保障的质量有了提升,高技术条件下防卫作战能力显著增强。人民军队建设与改革取得的成就,再一次昭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理”知“实”科学方法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在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民军队不仅需要进一步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抵御政治风险、应对所谓“文明冲突”等各方面挑战的能力。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赋予人民军队在新时期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切实肩负起这一神圣使命,仍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知“理”知“实”。新世纪新阶段,围绕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发展等重大课题,党中央、中央军委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提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引领着实践不断前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民军队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驶入了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要做到知“理”知“实”,“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知“理”知“实”的过程,包含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就是知“理”,要用科学理论认识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包括准备的基本规律,如信息化战争条件下的军事训练的特点规律,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军队与国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特点规律,等等。第二个环节就是知“实”,这是“更重要的学习”,这主要是深入调查研究,熟知实际。第三个环节,就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结合、辩证统一。知“理”不知“实”,易犯教条主义错误;知“实”不知“理”,易犯经验主义错误。知“理”知“实”,就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达到“理”和“实”的统一,实现“百战不殆”,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确保未来防卫作战的胜利。

……

井冈山这久仰的土地,当年星星之火,何以成燎原之势?井冈山的每座房屋,每条山道,每个水滴,都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是亿万军民跟着真理的火炬,用鲜血和生命换取。来到这弹痕累累的土地,寻找制胜的秘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战争的铁律毋庸置疑。然而我从井冈山又悟出一点新意:知“理”知“实”,百战不殆。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才指引革命走出误区,跨越险阻赢得胜利。打赢信息化战争,不仅要知己知彼,更要创新理论,洞悉实际。

进一步增强我军“软实力”* 本文刊载于杨春长主编:《论军事软实力》,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文化软实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我们的人民军队在以往数十年之中,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打败了许多强敌,战胜了许多特殊困难,应该说,主要是由于人民军队的强大的软实力。这是巨大的优势。今天仍然必须增强这种软实力。

一、军事“软实力”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一)军事“软实力”的内涵。军事“软实力”是指通过对军事理论、政策制度体制编制、军人素质尤其是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军事科技、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军事文化、军事外交及宣传等各种资源的创造性开发、发展、发挥,所形成的对我方的凝聚力、鼓舞力、动员力、整合力,对敌方的震慑力、瓦解力,对友方的感染力、同化力之和,它是影响、改变人们思想(政治思想、一般思想)、心理(情感、意志)的软性力量,在军事实践特别是作战实践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认为,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1.军事“软实力”=(凝聚力+鼓舞力+动员力+整合力)+(震慑力+瓦解力)+(感染力+同化力)×创新力

2.军事实力=军事“硬实力”×军事“软实力”

军事“软实力”体现在我方:一是凝聚力。凝聚力指一个国家军队实现内部团结、军政军民团结的能力,可以从官兵关系、官官关系、上下级关系、各级领导指挥机构的核心领导作用、军政军民关系、内外关系等方面来度量。二是鼓舞力。鼓舞力指军队运用各种方式通过传达某种军事主张、思想文化激励部队斗志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其媒体的数量质量、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以及部队的战斗意志、士气等方面来度量。三是动员力。动员力指通过各种办法手段进行国内外动员,争取人力、物力、财力、技术和舆论道义支持的能力,这可以通过争取到的国内外支持的状况来度量。四是整合力。整合力指军队运用政治理论、军事理论、政策制度体制编制等各要素指导协调部队、进行综合集成的能力,可以通过分析这些要素的指导水平合理程度进行度量。

军事“软实力”体现在对敌方:一是震慑力。震慑力指军队基于一定的武器装备、官兵教育训练情况、军队传统形象及战斗精神对敌方构成威慑和对抗态势的能力,可以通过分析敌军心士气状况进行评估。二是瓦解力。瓦解力指军队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能力,具体可以通过该力量建设、作战经验、实战能力等方面来评估。

军事“软实力”体现在友方:一是感染力。感染力指军队自身性质、宗旨、使命任务的外显,以及通过对外军事宣传、对外军事交往等活动而争取到的国外认同与支持的能力,可通过海外国外民意测评等评估。二是同化力。同化力指军队通过与友军的联合训练、联合演习、联合作战等活动而产生的协同一致的能力,可通过联合训练、联合演习等实践的程度和效果来评估。

创新力指军队在军事理论、政策制度组织体制、人才培养任用、战斗精神培育、军事科技、军事管理、军事外交宣传等方面符合实际、突破常规的卓越创造能力,可以从军队建设包括人才素质、创新成果的数量质量、军事实践绩效等方面度量。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九种能力进行综合分析,即可评估出一个国家军事“软实力”的强弱状况。

军事“软实力”的特点是感染、影响一定对象的非强制性;以“硬实力”为基础的非物质性;对人的思想、心理的渗透性、制约性。军事“软实力”生成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系统性及培育难、见效慢、破坏快的特点。

(二)军事软硬实力的辩证关系。军事“硬实力”是军事“软实力”的基础和后盾,没有相当的“硬实力”,“软实力”就难以发挥作用;军事“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和补充,它能够决定和影响军事“硬实力”方向和发挥程度(上述公式中,“软实力”是“硬实力”的系数,即对“硬实力”有倍增作用)。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相辅相成,存在于对立统一的军事实力系统之中。如果说军事“硬实力”是一柄利剑,军事“软实力”就是无形的剑胆、剑气、剑法。在一定条件下,军事“软实力”可以克制甚至战胜军事“硬实力”,即以柔克刚、无形胜有形、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硬实力”强大,不一定就会必然提升军事“软实力”,而缺少军事“硬实力”作基础的军事“软实力”则徒有其表。

(三)增强我军“软实力”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军事“软实力”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任何忽视或贬低军事“软实力”的观念、行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重视和增强我军“软实力”,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重增强我军“软实力”是我军性质、宗旨、使命所决定的。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必须更好地坚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宗旨和使命,在注重发展“硬实力”的同时,更快更好地增强我军“软实力”。

注重增强我军“软实力”是适应世界军事领域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西方一些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强大的“硬实力”基础上,运用“电波的力量”和“一些思想观念”,就瓦解了苏联。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软实力”在综合国力较量中越来越被看重。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今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在国际政治博弈中仅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进行拼斗,已远远不够,“软实力”更有了用武之地。在充满激烈竞争的世界军事舞台上,各国不仅在武器装备、军事人才等“硬实力”方面展开激烈角逐,而且在政治思想、价值观、军事理论、体制编制、军事舆论宣传、军心士气等“软实力”方面也展开一场无形较量。增强军事“软实力”有助于获取竞争优势。谁拥有强大的军事“软实力”,谁就更可能拥有更胜一筹的军事实力,更容易争取主动和优势。

注重增强我军“软实力”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基本要求。增强军事实力,是世界各国军队建设、打赢战争的永恒主题。对比机械化条件下军队建设和作战,信息化条件下“软实力”的地位作用比“硬实力”更为突出,恰恰又容易被忽视。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本质,是对机械化军事体系的信息化变革,军事“软实力”是确保军队信息化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软实力”可以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按照信息化要求对“硬实力”中的武器装备、武装人员等要素进行综合集成和资源整合,实现军队各要素的一体化和军事实力的最优化、最大化。在我军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增强“软实力”将始终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

二、美国等一些国家军队“软实力”发展形势逼人

美国等一些国家军队注重发展军事“软实力”。美军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深刻反思其经验教训,不断调整、改进其军事力量发展思路和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吸取以往只重“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的教训,重视军事“软实力”的建设和运用。

(一)重视“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越南战争后,美军通过改革兵役制度、创新作战理论、提高训练水平,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武器装备、人员等“硬实力”的效能,为海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今天,尽管美军在武器装备等“硬实力”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仍然以改革的态度进行理论创新、军事文化创新和体制创新,以发展军事“软实力”,促进战斗力的全面提升。此外,美军通过“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相互配合,还在战场上实现了打击效果的最大化。美军在近几场局部战争中,一方面运用精确制导武器,对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目标实施不间断、高强度的精确打击,削弱甚至摧毁其坚持战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运用舆论宣传等多种软力量,通过大力渲染高精武器的性能及打击力度,有效地放大了打击效果,起到了瓦解敌方军民抵抗意志的作用。

(二)发挥舆论宣传的特殊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强调:“媒体的大量报道能迅速地改变公众和政界的舆论导向,并给战略决策带来重大影响。”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他们通过健全机构,多管齐下,努力掌握舆论导向。美国在军队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完善的新闻媒体机构。美军从越南战争中得出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媒体在战争期间的“失控”。为此,美军采用“疏”“堵”结合的方法,有效地控制了舆论导向。在伊拉克战争中,为保证宣传口径与政府立场一致,美军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主动将经过筛选的信息提供传媒,从而主导媒体报道;另外,邀请500名记者进行“嵌入式”采访,通过对他们的采访行为、报道内容等具体限制,预防了泄密和有损美军形象的报道出现。此外,为确保己方宣传的强势地位,美军兼用“软”“硬”措施削弱甚至摧毁敌方传媒。美军还很重视利用国家媒体资源。美国既是军事大国,也是媒体大国。在全球最大的300家传媒机构中,美国有144家;全球8500家互联网服务商,美国有6500家。这些超强的舆论宣传机器,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有绝对优势,这也是美军的强大“软实力”。

(三)重视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是军队凝聚力的主要来源。西方国家军队普遍认为“爱国心”“民族优越感”是军人素质的重要因素,是部队士气的重要来源。美军认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是军人的精神支柱,是官兵参军打仗、牺牲奉献的政治思想基础。其条例明确规定,爱国主义就是忠于美国利益。德军、日军也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精神教育的基础。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强调国家、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和本国制度的优越性上。这是美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的重点。美军向官兵进行“国家、荣誉、责任”的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又向官兵强调美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全球性,这样就巧妙地把美国国家利益同霸权利益等同起来,使部队自觉不自觉地为维护美国的霸权而战。又如,通过鼓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培养官兵对本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热爱和对意识形态的信仰。通过这种灌输,把官兵对国家利益的维护,转换为对其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维护。

美国等西方国家军队都编配了负责价值观教育的机构和人员。有专职或兼职机构,如美军的国防部教育署,德国国防部的“思想教育委员会”等。又如各级指挥员,他们既是军事工作领导者,也是精神教育工作的领导者和部属的教育者。此外还有作为专职思想工作者的随军牧师。外军认为随军牧师在对官兵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部队中编有大量的牧师。据统计,美军共有随军牧师3000多人,平均每700人配有一名牧师;德军约有300名在编牧师;英军则设置了随军牧师团。

(四)开展强势灵活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作为军事“软实力”的生长资源,对于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扩大国家和军队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国等国家始终推行积极的军事外交政策,近年来,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不断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冷战后,美国主要加强了以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为两大支柱的军事同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军事援助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如通过向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换取他们对伊拉克战争的各种支持;通过对保加利亚的军事援助,获得了美军在该国的驻军权,从而提高了介入东欧事务的能力。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频频举行联合军演,增进各国军队间的协同配合。提升国家间的互信程度。通过联合军演,可以使参演非同盟国增进友谊,威慑潜在敌人。

三、我军“软实力”的现状亦喜亦忧

(一)我军“软实力”建设的主要经验。我军“软实力”建设的历史经验主要是:(1)党中央、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形成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优良传统;(2)建立完善并坚持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等重要制度;(3)坚持用创新的军事理论指导军事实践;(4)不断调整完善体制编制;(5)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官兵、凝聚军心、激励斗志,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证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加强军事文化和教育工作,提高部队的教育训练水平和官兵的科学文化素质;(6)积极开展军事宣传和军事外交,塑造和维护我军正义之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7)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政治攻势,开展反渗透、反腐蚀斗争。

(二)我军“软实力”的现状。总体看来,当前我军“软实力”是比较强大而有持续发展力的,在质量、水平上具有相当规模,与我军“硬实力”的关系相对协调,目前处于平稳发展期。从历史角度看,我军“软实力”有着深厚而优良的历史基础,比过去有长足进步;从现实角度看,我军“软实力”比外军有着独特而强大的政治优势。比如,在威慑力上,我军在相当“硬实力”的基础上,具有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传统、勇猛顽强、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教育训练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军将士积极备战,形成对敌对势力的有效威慑和遏制态势。在瓦解力上,我军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的力量体系建设初具规模,具有瓦解敌军的丰富经验、现实的政治优势和得道多助的道义支持,对敌有很大的威慑力、瓦解力。

在创新力上,目前我们的军事理论和国防科技创新能力已有了新的提高,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研制能力大幅提升,不断涌现出一大批军事理论成果、国防科技人才。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各项任务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通过体制创新,进一步建立完善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机构精干、指挥灵便的军队体制编制。通过政策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和规范军人与国家、军人与社会以及军队内部的关系,形成有利于调动官兵积极性的政策制度。

毋庸讳言,我军软实力也有诸多不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与我国我军的地位、任务要求还有不少问题。好在都在改进、前进中。

四、采取有力措施,增强我军“软实力”

一是要高度重视“软实力”建设,促进军事软、硬实力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军“软实力”建设既有优势又有不足的有喜有忧现状,亟需我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引起重视。要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尽快创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软实力”理论和军事“软实力”体系。

二是加大军事思想理论创新力度,加强先进军事文化建设。包括理论在内的(广义)文化历来都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以文化建设手段提升“软实力”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增强“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文化不仅是生长军事“软实力”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对军事“软实力”的形成和发挥也能起到巨大作用。要充分认识军事文化在提升军事“软实力”中的地位作用,切实把军事文化建设纳入军队建设中,纳入增强军事“软实力”的具体步骤中。进一步加强我军的军事思想文化、军事道德文化、军事制度文化、军事科技文化、军事谋略文化等建设,充分发挥军事文化的价值功能,形成具有我军特色的、先进的军事文化,打造军事文化“软实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优化体制编制,落实依法从严治军方针。政策制度、体制编制作为人与武器装备的融合和保证因素,是促成“硬实力”转化为战斗力的结构性力量,二者在“软实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用。要通过进一步搞好军地、军民在国防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等方面的分工与协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营造良好的支撑环境;通过理顺军委与总部、总部与战区和军兵种在作战指挥、行政管理、后勤和装备保障等方面的关系,转变职能,明晰权责,从而切实提高军委与总部的战略筹划、战略指挥和综合协调能力。要尽快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向科学的政策制度及其运行机制要效益、要战斗力。

四是切实加强军事对外宣传工作,提高军事外交外宣水平。军事对外宣传和军事外交工作,越来越成为军事“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和组成部分,必须加以重视。要把该项工作同国家的对外宣传工作一起考虑,使之形成整体合力,共同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要重视改进传播内容、方式,增强可行性、可信性。应充分考虑到国际受众的复杂需要、多元偏好;要提高对外宣传的应急反应能力。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我们开始反应太慢,应对不及时,就容易丧失先机,以后再弥补将会付出很大代价。对我国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西方常常是道听途说,抢发新闻,大肆歪曲,这时我们再发消息进行解释,就非常被动了。

五是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责任感不强等消极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和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不仅严重损害部队战斗力,而且也败坏了我军形象,从而严重削弱了我军“软实力”。要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好,在广大官兵头脑中筑起牢固的思想防线;要以法规制度为保证,通过健全、落实组织制度、监督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充分发挥法规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强制性、规范性作用;要把强有力的而不是形式性的监督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关键,落实监督机制,通过组织监督、舆论监督、法规监督、群众监督等多种方式,进行全方位全员额的监督,真正遏制腐败行为;要通过权力制约和权力监督,防止滥用职权、权力变质。

要大力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责任感、事业心不强等消极腐败现象,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以战斗力为标准,健全考评机制,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考核评估,促进战斗力包括军事“软实力”的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本文发表于《求是》2009年第5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因素在内。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其间充满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这里,择其要者,谈谈我们的认识体会。

学习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的共性,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既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大胆探索,从中国实际出发,尊重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始终坚持事物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社会主义建设鲜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伟大创见,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论,又丰富、发展了这个理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四大基本问题,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成功地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努力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历史过程,既包含着也实践着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断应用和具体化的历史过程。

学习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实现“一国两制”构想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夺取政权,较多地注重矛盾的斗争性。建立新中国以后,我们党由夺取政权转变为执掌政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我们党根据我国面临的矛盾大都是非对抗性矛盾的实际,特别重视矛盾同一性在认识和解决矛盾中的作用,形成了积极稳妥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矛盾的新思路。

“一国两制”构想是成功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生动体现。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就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上,他指出:“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a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第96—97页。在实现“一国两制”过程中,我们立足于和平共处,同时又坚决与分裂势力作斗争,促成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战略构想已经变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显示了“一国两制”政治构想的强大生命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原理的科学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问题也逐渐增多。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要与消极、错误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重在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构建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就是矛盾统一体,就是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统一的社会,就要求我们更多地致力于社会矛盾体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和相互贯通,更多地关注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统一,积极化解冲突和纠纷。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党也始终坚持和运用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的辩证统一原理。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利益关系上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依存,因此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们既注意矛盾的冲突,又注重矛盾双方的联合,积极倡导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努力谋求用和平的手段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从实际出发,通过寻找和扩大共同点,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学习运用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辩证法,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重点论与全面论的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从我们党提出并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到新世纪新阶段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党中央领导集体,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把握正确方向,排除各种干扰,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

在改革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坚持“重点论”,紧紧“扭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不动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再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变的主题,快速发展则成为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

当然,我们坚持的“重点论”不是“一点论”,而是以全面协调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始终把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并把它们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始终协调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根据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指导方针,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既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不动摇,又注重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科学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重点与全面相结合的辩证思想方法、领导方法。

总结反“左”反右历史经验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本文刊载于杨春长主编:《中国共产党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学习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反“左”反右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反“左”反右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研究并吸取这些经验,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内容非常丰富,一方面是论述了反“左”反右的重要意义,阐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会产生“左”右倾向错误,强调要及时正确地开展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恩格斯指出:各种机会主义都是工人运动的“灾星”,“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规律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4页。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不断出现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并强调了这种党内斗争的重要性。b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425页。毛泽东同志虽然晚年犯有“左”的错误,但是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成功地开展了反“左”反右的斗争,并强调党是在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的。c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这说明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是党发展前进的动力,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坚持、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针对“文革”错误多次论述反“左”反右问题,并特别强调了反“左”。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讲了要及时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要反“左”反右,正确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新时期以来,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成功地反对和防止“左”右错误倾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另一个方面是从如何正确开展反“左”反右的斗争,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原则、方法和理论,包括要分清矛盾性质,绝不能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混淆起来;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集中反对主要倾向,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注意研究错误倾向产生的根源和规律,增强反倾向斗争的自觉性和有效性;要不断总结经验,注意从“自身犯错误的教训中学习”;要努力学习科学理论,提高辩证思维水平;等等。

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如夺取政权与执政时期),其内容的不同方面有的会发展,有的会收缩;有的会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有的会显得过时。比如,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时期,必然经常遇到“左”右倾向的干扰,必须大力开展反“左”反右斗争,列宁当初就指出这种斗争是党风的中心任务、重要任务。a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一般来说,就要以经济建设为心,而不能以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为中心。再如,毛泽东同志1957年5月15日曾讲过:“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左、中、右,或者叫进步、中间、落后”,“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b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28页。这个论述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右已经成了敏感的政治概念,因此就不能多讲“左”右了,就必须防止这个政治概念的泛化,否则就容易引起思想混乱。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淡化讲“左”、右概念,同时又要强化防“左”、右意识。

二、科学分析认识“左”右错误倾向产生的根源

无产阶级政党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相联系,社会阶级矛盾及新旧事物的矛盾必然要反映到党内,因此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斗争会一直存在,只不过许多错误属于一般性质,只有少数错误才是“左”或右的错误。

产生“左”右倾错误的根源将会长期存在。从阶级根源来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仍然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现在这种状况有较大改变,但仍不可忽视。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及其思想文化状况决定了他们有狂热性、不坚定性,容易走极端,容易忽“左”忽右。中国工人阶级相对农民人数较少,受小生产思想影响较深,文化理论水平低,难以辩证思维,分析问题难免主观性、片面性。在王明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一天比一天严重,许多工人骨干感到不对路,但自己说不出所以然来,手里没有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武器,眼巴巴看着白区的力量丢光。

从思想认识根源来看,由于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所以很容易发生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在时间上就可能或超越发展阶段,或滞后于实践发展;在空间上就难以因地制宜,难以“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其他方面也难以辩证地适度把握,如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对事物质与量的认识,对事物矛盾诸方面的认识,对可能性、现实性的认识,对必然与自由的认识,等等。

从社会历史根源来看,我们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很容易滋生错误倾向。封建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许多干部群众,就连那些反封建的斗士闯将也难以完全摆脱。陈独秀的“家长制”、李立三的“一言堂”、毛泽东晚年的个人专断,都是非常严重的。

面临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各种影响。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对我推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一些党员、干部可能受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必然王国需要我们去应对,这些都难免发生失误甚至是较大的失误。

三、把握“左”右倾向发生的规律,增强防止和抵制错误的自觉性

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是为了寻求规律。研究党史90年“左”、右倾错误发生的规律,我们感到有以下几条值得注意:

一是理论水准低、不实事求是,必然产生错误倾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正确认识来自对客观事物的准确反映。对于复杂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像中国革命和建设这样非常浩大繁杂的客观对象,要取得对它的正确认识,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出发。否则,必然发生“左”的或右的错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曾连续出现了几次严重的“左”、右倾错误。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又严重脱离实际,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则是重要原因。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中,中国革命究竟是否处于低潮,中国革命是否具备迅速夺取全国胜利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严重脱离实际,或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低潮,或是在形势稍有好转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与敌人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结果导致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错误。

二是在重大胜利和困难面前容易发生错误倾向。人们在胜利面前容易骄傲,忘乎所以,或者满足于一时胜利,不敢争取更大的胜利,就有可能产生错误倾向。例如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战略决战到来时,有人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战役,不敢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不敢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就是这种情况。在困难面前,如果被困难所吓倒,对前途悲观失望,容易产生右的倾向;而如果在失败面前被复仇情绪所左右,或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认真吸取教训,或误把革命低潮当高潮,则会发生“左”的倾向。例如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就是如此。毛泽东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说过:“反对党风‘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开展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a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8页。

三是历史转折和形势剧变时期容易产生错误倾向。这不只是由于历史转折和形势剧变时给人们分析和把握形势、制定和执行政策带来一定难度,而且还由于人们对于历史转折和急剧变化的形势往往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在这样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并不断变化,有些矛盾会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使局势的发展显露出多种可能性。比如西安事变、60年代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等。

四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时容易产生错误倾向。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尤其是不能正常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原则时,很容易产生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a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所谓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主要是指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被削弱乃至破坏,一是过分强调民主,忽视集中,从而形成无人负责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二是片面强调集中,破坏党内民主,甚至实行个人专断。从党的历史看,虽然第一种情况也出现过,如八七会议就“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况”;但是,更为主要的、带有规律性的则是第二种情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家长制“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b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党的“三大”以后,三次连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家长作风严重发展,谁要是提不同意见,他就发脾气,甚至摔东西骂人。共青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提出意见书批评陈的错误,陈竟然当面将意见书撕毁。在“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他拒不听从斗争第一线同志的意见,以家长的权威一意孤行,强行贯彻其退让政策。李立三、王明也是个人专断。“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c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0页。于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连串伟大胜利。但是,毛泽东同志逐渐骄傲起来,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以至产生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五是纠正重大错误倾向时可能产生其他错误倾向。在反对右倾时容易产生“左”倾,在反对“左”倾时容易产生右倾,这也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情况:当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后,产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当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后,便产生了抗战初期的新投降主义错误;而在这种右的错误基本纠正之后,随着第一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的发生,过“左”的倾向又成了主要危险;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出现了。之所以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人们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主要倾向上,而容易忽视次要矛盾。

四、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必须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一)坚持实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坚持这个根本原则,就要做到是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错误倾向在什么范围存在,就在什么范围反对;要分清一定时期内是否存在,究竟存在着什么错误倾向,是“左”的,是右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孰主孰次,从而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没有就不能硬找硬套。如果把本来是“左”的倾向当作右的倾向去反,只能越反越“左”;把本来是右的倾向当作“左”的或视而不见,只能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要正确理解,准确把握。“主要是防止‘左’”是从总体上、战略上、根本上讲的,是指在指导思想上多数情况下要反“左”防“左”,而不是说在任何范围、任何单位、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只能反“左”防“左”。离开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会脱离实际,违反实事求是原则,就会出现失误,甚至是更大的失误。

在反倾向问题上一定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不同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由于各自的条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在前进中遇到的错误倾向往往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些倾向是相同的,带有普遍性;有些倾向是不同的,带有特殊性。即使是相同的倾向,其表现的程度也往往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反对错误倾向时,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拿一个“模式”到处套,你那里纠正什么,我这里也一定要纠正什么。过去,我们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容易“刮风”,搞“一刀切”,不具体分析,一说有什么倾向,往往不问在什么地方、什么范围发生的,就全国各地都动起来,全面搞、层层套。应当看到,某一个局部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与全国范围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有时可能一致,有时可能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大的区别,应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同时还应注意到,两种错误倾向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比如在一个时期内,就不能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对立起来,更不能用“左”的思想和做法去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不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就不能有力地反对“自由化”;不批“自由化”也会妨碍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倾向。

(二)坚持正确区分矛盾性质,集中反对主要错误倾向的原则。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尤其是开展党内斗争,必须正确区分矛盾性质,集中反对主要错误倾向。党内斗争包含着反对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和错误路线三个方面的内容。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正确路线同“左”、右错误倾向的斗争,以及党内斗争与阶级斗争,常常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分清矛盾性质,集中反对主要倾向。

党内有时候是有路线斗争的,它是党内斗争的重要内容和最高形式,但却不是全部内容和唯一形式,而经常的大量存在的则是思想分歧、思想斗争。因此,决不能把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画等号。在民主革命时期,王明等人把党内任何矛盾、分歧都看成是路线斗争,并且要在党内进行不调和地、无情地反对那些哪怕是没有形成的和最小的“左”右倾向斗争。王明的错误指导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

党内斗争的实质是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分歧和对立。要解决好党内斗争问题,不但要分清矛盾性质,而且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而集中反对主要错误倾向。判断一个时期主要的错误倾向究竟是“左”是右还是什么,或者就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倾向,对此都不能主观臆断,必须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不能乱提口号,擅讲“左”右。

(三)坚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适度原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纠正错误倾向中矫枉过正的现象,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的问题。正确地防止和解决这种问题,就要在纠正错误倾向时,注意防止或纠正可能掩盖的另一种倾向。纠正错误倾向有三种情形,或适当、或过正、或不及。然而纠正大的错误倾向,由于人们积怨已久,发力必猛,难能适度,常常会矫枉过正。因此,需要遵循“矫枉之矫枉”规律(作者书中有专章论述),即矫枉之后再矫枉。矫枉过正的认识特征主要是超越限度,过犹不及。比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纠正“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如果过了“度”,就必然导致抹杀、忽视阶级斗争问题。批判、纠正平均主义过分,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在经济发展速度上,纠正忽视发展生产力、低速度的问题,如果太过,就可能出现片面强求高速度的问题。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往往是非此即彼的片面性、绝对性,对矛盾着的事物,只见互相对立,不见互相联系。在纠正错误倾向时,很容易走极端。人们虽然深知辩证思维包括适度的重要,但落实到具体思维操作上,却很不容易。所以一定努力学习科学理论,增强辩证思维,掌握适度原则,在反倾向问题上,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四)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原则:“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a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页。这样就既能解决党内矛盾,又能加强党内团结。

(五)主要是运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全党包括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党内不可缺少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必须以正面教育为主,主要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同志指出:“适当的批评,适当的态度和适当的方式,反对‘过’与‘不及’,这就是我们党内斗争中应采取的方法。”b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我们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来反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克服党的分歧。只须这样,才能使党巩固发展和前进。”c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我们党在90年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在党的生活中,上下左右之间,大家开诚布公,既作自我批评,也互相进行批评帮助,通过这种方法,总结经验,增强团强,使我们党的机体经常保持旺盛状态。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到处强调反“左”,使得许多人因曲解其意而不敢积极地开展党内斗争,不敢坚持原则,不能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组织生活不要尽是歌功颂德。必须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五、优化防偏纠错机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为什么“左”、右错误倾向屡屡发生?这虽然与犯“左”右倾错误的主要领导人有直接关系,但没有形成反“左”反右、防“左”防右的机制是一个根本原因。

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组织结构。优化防偏纠错的机制,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完善、改进党的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毛泽东同志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a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健全并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形成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正常氛围。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凡是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好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凡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时候,就容易失误。

现在的问题一是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好;二是在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中存在着包揽一切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三是因制度不健全“无法可依”和因监督不力有法不依、违法不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认真落实《党章》和党的其他重要制度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和制度。

贯彻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监督。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工作方法,也是少犯错误、不犯错误的基本途径。要坚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利益的原则,在制定政策措施、工作计划,决定重大事项时,务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群众路线,充分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论证。

防偏纠错的机制,必须靠有力的民主监督机制和选人用人机制来保证。从党内监督来说,要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监督机制。要拓宽党员实行民主监督的渠道,改进对党员来信来访的处理方式,充分发挥专门机关自上而下的监督作用,要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从党外监督来说,要认真对待并及时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和举报工作,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功能,切实加强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团体的监督作用,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对批评性舆论所披露和曝光的问题,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认真处理。

要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再好的制度和路线、政策,没有优秀的党员、干部落实,还是不行。因此,一定要按照党的干部路线、政策选好人、用好人。

新的实践必然有许多新情况新任务新矛盾。我们要以宪法和党章为遵循,谨防“左”右,戒“左”戒右,慎言“左”右,解放思想,开拓前进。

伟大的治党治国“新路”* 本文发表于《西部大开发》2013年第12期。——学习毛泽东与黄炎培1945年7月《延安窑洞对》

近年来,我与许多同志一样,既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辉煌胜利而兴奋、自豪,又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担忧。

苏共亡党亡国教训,实在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应努力“消化”并吸取好这个教训。(列宁曾讲过对重大教训要“消化”好)其教训很多,主要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苏共党与国家制度落后,高度集权,民主缺失,贪腐盛行,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毕竟是事物生存、发展、变化的根据。亡苏者苏也!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同志曾讲过:这个党不抓不行了。当初党中央曾制定下发了许多反腐倡廉、联系群众的好文件。后来一个时期腐败风气滋生蔓延,以至于许多群众、党员、干部不满,有的甚至丧失希望、丧失信心。

大家都在思考,都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许多重要文件精神。同时,我们也认真学习领悟毛泽东同志1945年7月初,与当时国民政府去延安参观访问的代表黄炎培先生的对话,大家已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延安窑洞对》(古代有著名的《隆中对》)。

这段著名的对话,1945年9月发表于黄炎培先生的《延安归来》。后来又见之于中央审定出版的重要著作,一是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第744—746页);二是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年谱》(第609—610页)。

我数月之前已上书建议,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后再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增加这篇伟大的对话,这绝对不是一篇寻常、普通的谈话。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经过1944年纪念甲申300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因骄傲而失败)的认真深刻思考,经过1945年党的七大后的郑重宣示,是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新中国成立在即,面向全党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立党治党、立国治国的伟大宣言。

黄炎培先生(1878.7—1965.12)在此次谈话中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主席对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据不少资料介绍,黄炎培先生一行六人回到重庆后,曾经给蒋介石、宋美龄等人汇报去延安之行的情况,其中也讲到,延安中共领导人艰苦奋斗,生活朴素,作风特别俭朴,与群众关系亲密,等等。宋美龄说过:相信你说的。可是,中共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毛泽东主席的对话共57个字,关键词即:人民,民主,监督。他说的人民,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民主,是毛主席一贯主张、倡导,在建军之初,红军物质条件特别菲薄,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强调,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监督,就是让人民来认真监督政府、政权、权力和领导人。1949年,新中国屹立东方,“人民”主体地位昭告寰宇,新政权不再是一家、一族、少数人垄断。毛泽东和党中央给许多单位命名都有冠以“人民”二字,这是伟大而崇高的规定性:“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海军”“人民空军”“人民炮兵”“人民装甲兵”“人民工程兵”“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公安”“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中国共产党执政,秉承人民意志,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作战,为人民工作,为人民解难,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在贯彻落实这伟大思想方面,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前做得很好,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很好,后来有时就变得个人专断了。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同志在对话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伟大的,应该看作是他提出的伟大的治党治国“新路”,是治党治国的宣言、纲领和方略。以毛泽东为卓越代表的共产党人,是真正追求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即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执政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等因素,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它会自我完善,不断改革前进的。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这是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反复强调的重要思想。他多次讲过: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坚决反对并惩治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这不是偶然巧合的一致,而是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尤其是党的七大之后,立党治党,立国治国,思想理论日臻成熟,就是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真正为人民、靠人民,让人民监督权力。后来执政的几十年中,毛泽东同志有时做得好,有时不好。到了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又特别郑重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这是我们党螺旋式上升的高层次“复归”,不是简单回归;是我们党波浪式前进的一致,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否定之否定的一致。这种回归、一致,是对不完善甚至是舛错失误的既往之否定、补正和升华。

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确实十分尖锐而重要,体现了这位著名爱国人士的广阔胸襟与卓越见识,也道出了他老人家对中华民族、国家命运的崇高关切和担忧,更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关注、敬重和殷切期望、希冀。

新中国之前的各代历史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源盖由于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剥削人民、压迫人民。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真正做到为人民、靠人民、以人为本,真正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监督权力,健全并落实民主法制等制度法规体系,人人起来负责,就可以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达到长治久安。

今天我们缅怀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最好方式,就是继承其遗志、夙愿,把他的伟大思想,尤其是伟大的治党治国“新路”思想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实践好。

为此,近几个月来,我们多次请示请教了许多著名专家领导、学者,并共同商定举办了这个首届学习研讨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1945年7月《延安窑洞对》座谈会。

“军队经商必衰垮”是一条规律* 本文刊载于杨春长主编:《论治军规律》,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兼论探索规律的曲折与代价

解放军与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1998年7月通过对国家建设、军队建设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正确决策,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复杂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对治党、治国、治军特点、规律的科学认识与运用的典型范例。我们记得,在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军费比较紧张,中央决定军队可以从事一些生产经营活动,办企业,由此弥补军费不足的问题。这样做对当时军队建设发展起过些作用。但是负作用更大。所以尽快停止制止,意义十分重大。

认识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很难,因为许多事物非常复杂,治国、治军更是如此。现象与本质、支流与主流、个性与共性交织在一起,事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总是像列宁讲的那样,是一堆“迷离混沌”表象,当对事物的本质、特点、规律没有真正认识、把握之前,可以说没什么“自由”,甚至怎么说似乎都有道理。就以军队经商而言,我们曾经认为这是弥补军费不足的好办法,等等。但是,通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军队确实不能经商,“经商军必垮”,这是被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的一条重要的治军规律。

军队经商必垮,之所以是一条规律,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它揭示了军队与经商、军队经商与社会之间内部的本质联系,是一种必然趋势。首先,经商必然分散军队干部的精力,严重影响军队建设,正如中央领导所指出的:军队的司令员整天动脑筋考虑怎么赚钱,团长一天到晚老想经商发财这个事情,这怎么能集中精力搞好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呢?军队的根本职能、任务,就是担负好“战斗队”的职能、任务,搞经商就是不务正业、舍本逐末。长此以往,军将不军,必然丧失“军队”尤其是“人民军队”的质的规定性。其次,军队经商很容易与民争利,与地方争利,造成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影响军政军民关系。人民军队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犹如鱼之离水,陷于危险境地。再次,军队经商必然干扰国家发展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发展经济,国家有许多不同的经济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军队从中横插一杠子,它又是一种特殊的武装力量,其他非武装力量怎么与之“公平竞争”?国家的经济秩序混乱,必然导致财源枯萎。国之不兴,何以养兵?第四,军队经商,非常容易使商品交换原则渗入军队的政治生活中来,必然影响和侵蚀官兵的思想作风,滋生腐败现象。这些年来,不少部队发生的一些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大案要案,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军队经商,有些人成天考虑赚钱,像流传的那样:上午围着“轮子”转(坐车赶路);中午围着盘子转(请吃、吃请);晚上围着裙子转(跳舞唱歌),酒杯一端,政策放宽……把一些政治生活准则、政策、纪律淡忘了,或者是由于挡不住巨额“利润”的诱惑,明知故犯,知法犯法,甚至在更大利欲的驱使下,宁可冒绞首的危险。

“经商军必垮”的规律,也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宋朝军队经商之风盛行,严重地腐蚀了宋军的战斗力。宋神宗时,除了众多的地方军外,仅由中央直接提供的军饷和军俸的官兵(包括禁兵与厢兵)就有12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还多。军队庞大,宋王朝采取军队经商的办法养兵,驻扎于陕西、秦风(今甘、陕地区),河东(今山西地区)各路军队都经商,结果是富了官僚,毁了军队,苦了百姓。后来南宋大将刘光世,靠经商、走私发了横财,他还不知羞耻地以历史上的富商大贾“陶朱公”自居。其统领的5.2万人部队,经商的就有8000余人,部队“训练有所不能施”,哪有什么战斗力呢?!晚清王朝的军队也是经商的经商,走私的走私,竞相赚钱发财,当时鸦片走私有巨额利润,“粤营以水师为最优,其岁入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鸦片走私的陋规)者百之九十九”。许多军队为了赚钱发财,执法犯法,兵匪一家,坑害百姓。效忠于清王朝的曾国藩感叹地说:“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弊病,武弁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军权在握的两广总督琦善,利用军队经商大发横财,出租土地250多垧,每年收租银2000多两,他与晋商合资在天津、大沽等地开设全和、时和等三家当铺,资本6万串钱。腐败的清军怎能不垮?到民国时期,许多军阀也纷纷经商。山西军阀阎锡山,办企业、开银行,牟利暴富,贪赃枉法,也是军不成军。历史是无私的,实践是无情的。军队经商必然垮台,只是迟速而已,这就是它内部的必然联系。

“经商军必垮”可以说是被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的一条治军规律。对这条规律的探索、认识也不那么容易。在我们明晰地认识这条规律之前,它就朦朦胧胧地存在于各种治军现象的背后,我们大家天天见它,又似乎看不到它,真正是熟视无睹。它有质而无形,单靠感觉无法把握。只有对大量生动、直观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抽象思维,才能抓住它,才能认识和把握规律。实实在在地说,前些年我们对军队经商问题认识很不够。当没有认识和把握某种治军规律时,我们难免碰壁,难免失误,甚至要付出学费、代价。事物的本质、特点和规律,有一个逐步展示、暴露的过程,不到一定时候,大家就难以认识其真面目和后果。我们认为,“经商军必垮”确实是新形势下的治军规律。这条规律如果认识、揭示得不及时,再推后一些时间,我们将付出更大更惨重的代价,这代价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更严重的是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可见,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果断地作出军队一律不准再经商的重大决策,是何等重要,何等正确。这也充分说明,认识和把握治军规律不容易,通常要从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中领悟。恩格斯讲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还有一些新的治军特点、规律“藏在深闺人未识”,或“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对之还处于未知或知之不深的状态,探索规律是曲折的过程,有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探索中国革命胜利的规律,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是毛泽东同志成功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这条规律。治军规律在未被人们认识和运用之前,是一种相对于“自由”的“必然”领域。这种“必然”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自由”则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探索、认识并自觉运用了治军规律,才能取得治军、建军的自由和主动权。我们之所以在治军、军队建设中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有盲目性,因为对治军规律似知非知,似懂非懂,甚至干了一些违背治军规律的蠢事。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搞所谓“突出政治”,以政治冲击训练,致使部队军事素质严重下降,就是违背了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治军规律。这都是探索规律过程的代价。有些代价是难免的、必付的,有的则是可免或少付的。恩格斯曾讲过:“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他还讲过:“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牲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些深刻论述,在今天看来,仍倍感中肯和科学,其中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只有提高认识和探索规律的能力,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少些曲折,少交学费,少付代价。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良好愿望、动机,动机再好,也可能“冒犯”规律,而事与愿违,做出那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以无私的立场和科学的辩证思维认识、处理问题,就能够不付或少付代价,较少曲折,较多成功。规律的“天敌”是私心与唯心。人们之所以在探索规律过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也主要是由于人们的偏私与认识能力、思维方法的不科学,比如,前面讲的为什么对军队经商问题缺乏深刻认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想眼前的多,想长远的少;算经济账多,算政治账少;利益敏感性强,政治敏感性差,常常为自己或那个局部周密谋划,而为国家、军队的宏观的长治久安着想不够;微观问题考虑得细且深,宏观运筹谋略明显不足;主观、片面、僵化的思想方法,常常支配着我们,而开拓创新的远见卓识、科学缜密的辩证思维则由于各种原因很不够。这些思想认识从根本上说是排斥规律的,是很难认识和把握治军规律的。

规律是客观的,对人们都是公正的,就像时间对人都是公正的一样。在认识和运用规律的过程中,从偏私的立场、态度出发,以唯心、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去对待,必然碰壁,即使暂时得计,终久也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因此,认识和运用治军规律,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方法,才能有所成功。在研究和探索治军规律的过程中,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通过外部联系揭示内部联系,把事物的偶然性作为认识必然性的门径,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抽象,辩证思维,就能较好地认识、把握并运用治军规律,避免或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代价。

反腐倡廉 法治是本 贵在“较真”* 本文发表于《人民日报》2015年6月24日,本文有修改。——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毛泽东同志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以前党风不正问题,也反映到军队,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以前中央为反腐败发了不少文件,并收到一定的效果。可是,效果不是很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很认真。我们可以说,共产党的所有成就成功,都是由于认真。而那些失误失败则往往由于不认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正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动真的,来实的,敢于认真“较真”,依法从严治党治军,大力惩治党和军队的各种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

一、无私无畏,敢于“较真”碰硬

由于发展市场经济和军队一度搞生产经营,有的领导放松思想改造,纵欲贪婪,使党内军内滋生了腐败风气,逐渐生成买官卖官现象。比如,针对有些高中级领导干部多占房子、车子等问题,中央发过文件、指示,要求清退多占用的房子和车子,可是有的不清退,等等。广大干部群众百般忧虑。无数革命先烈、先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很可能由于严重腐败而断送、丧失。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无私无畏、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坚决遏制、惩治腐败,先后惩处了那些大“老虎”,这是十分伟大而惊人的大决心、大举措、大建树、大贡献,也必将会载入史册。前不久看历史剧《巴尔斯御史》,歌颂元代一位舍得一身剐,敢把大贪大奸拉下马的姚御史。我即兴写了一首诗:“冰炭从来不同器,庙堂敬忠不容奸。抚今倍念忠廉吏,民主法治再加鞭。可恨妖孽祸党国,幸有巨擘挽狂澜。兴利除弊圆国梦,清污扫霾保江山。”a 《解放军报》2015年1月22日。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情。

二、重典治乱,敢于“较真”施猛药

治乱世犹如治沉疴,必须用猛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中央军委,针对严重腐败者及其背后,或位高权重,或积重难返,或盘根错节,或事关重大,或久治无效等严重复杂问题,以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力度,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那些位高权重的贪腐分子。清代名臣孙嘉淦曾给皇帝上书说:“治乱之循环,阳极盛而阴始。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经年累月积弊难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a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与党中央针对十年“文革”造成的积重难返的诸多问题,就是施猛药,用重典,大刀阔斧地为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以巨大的魄力和勇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风格,反腐倡廉,以为公为民之情怀,行霹雳严厉之手段。打“虎”拍“蝇”,兴党安邦,顺乎党心民意,才赢得了这样好的局面。

三、修“笼”补“网”,善于“较真”建法治

改革开放以来,从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都很重视法治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总结以前的经验,专门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作出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以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深入推进依法治党治国治军。b 转引自《解放军报》2014年10月28日。“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c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断,豪言壮语,表明我们党在治标的同时,从根本上建立健全惩防腐败的科学制度机制。把关“权力”的笼子建设得更好、更严实、更有效,防止用细木条修的笼子关老虎,关豺狼的笼、网关苍蝇。再也不能使那么多大案要犯漏网。

四、狠抓落实,善于“较真”抓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到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中央在多年全国普法教育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受到法治教育的同时,更好地守法,并认真监督权力的运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力推进反腐倡廉,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可以说这是从延安整风以来,我们党又一次深入、扎实、有效的思想作风整顿,是又一次拨乱反正、拨腐反正的严肃斗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次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活动。这个过程,不乏雷霆风暴、惊心动魄;不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贪腐高官是打击、震慑,而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则击掌叫好、纷纷点“赞”。广大群众鄙夷、斥责的,有些领导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变成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成密切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这些坏作风真正受到了贬斥,其市场越来越小。

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包括军队广大官兵主流始终是好的,贪污腐败分子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军队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多年接受党的正确思想理论的教育,同时许多优秀干部、模范党员、先进人物发挥了巨大的引领、导向、示范作用,这些巨大的正能量有力地抵制了那些歪风邪气。大家又在这次大规模的认真的反腐倡廉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呈现出了崭新的精神面貌。

国内外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常常利用我们党和军队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揭短亮丑,披露的一些腐败官员的严重问题,加以放大、夸张,抹黑我们党和军队。这种现象从来没有止息过。宋代名士苏洵讲过:“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我们对外来的诽谤攻击既不会惊慌,又不能麻痹大意,会冷静而理智地应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注重建立健全制度体制,注重打击要犯,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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