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价:78.00 元 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

  • 作者:陈 晋
  • 出版社:学习出版社
  • 责任编辑:宋 飞
  •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01日
  • 技术编辑:周媛卿
  •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 版次:第1版
  • 装帧:平装
  • 印次:第1次印刷
  • 字数:219千字
  • I S B N:978-7-5147-0900-1
  • 语种:汉语

本书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依据,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历史渊源及其时代性、实践性和科学性。本书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宽广的学术视野,从不同角度聚焦中国道路,通俗易懂,现实感强,融学理性、可读性和指导性为一体,为广大党员干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会和把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本较好的通俗理论读物。

陈晋,1958年10月生。四川简阳人。武汉大学文学硕士,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有关中共领袖人物和红色题材的电视撰稿。著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半个世纪的脚步——共和国之路》《世纪小平——解读一个领袖的性格魅力》《大时代的脉络和记忆》等。合著《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等。参加编辑《毛泽东文艺论集》。主编《新中国图文读本》《口述实录:温情毛泽东》《特别访谈录:走近邓小平》等。参与创作并担任总撰稿的电视文献片有:《毛泽东》《邓小平》《新中国》《使命》《世纪宣言》《小平您好》《大国崛起》《伟大的历程》等。参与策划并主持“中国道路”课题组研究工作。参加《中国梦与中国道路》课题研究工作,负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共同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分册的撰写。在有关报刊上发表论文、随笔百余篇。

一 新时代 新矛盾 新目标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面貌,是向上腾升还是停滞不前抑或向下滑落,都有轨迹可寻,都由道路决定。大事业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自觉和自信、坚持和发展。所以说,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是一切大事业大目标的灵魂和生命。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什么样的道路,总是意味着它高举什么样的旗帜,展示什么样的形象,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展示当代中国的旗帜、形象和方向。它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总要经历不同的河床。不同的河床便是不同的时代。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历史之河,如今奔流到了什么样的河床上呢?党的十九大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在长期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一是党、国家、人民、军队、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两个“前所未有”,标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

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和意义,从中华民族的前途来说,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从社会主义的命运来说,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从世界发展的道路来说,意味着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大体说来,多大程度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多大程度上增添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多大程度上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参照坐标。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更高层级的历史方位。从这个历史方位来看新时代的内涵或者说它的历史使命,在时代主题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国家层面上,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人民层面上,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民族层面上,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层面上,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新时代的这些内涵和使命,都是紧扣中国道路,紧扣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的中国梦来说的。可以说,新时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上,更具体、更宽阔、更深入地贴近中国梦的时代。

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不是从人类学、历史学的角度讲的,不是指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时代这样一些大历史变迁。进入新时代的是长期以来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其他。在新时代,是“续写”而不是“另写”新的篇章。

总体上来说,新时代“新”之所在,在于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在党的理论旗帜上书写了新内容;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新的时代特征,从而站到了新的历史方位;在于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在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从而要求我们去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在于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即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开启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于明确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使命,从而肩负起新的历史责任。

把握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清醒的判断和校准,既是历史责任,也是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和创造力、领导力和行动力的体现。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来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和历史上那些在新的时代要求已经出现,才被迫去回答和解决老问题的统治集团或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成功都在于她能够在时代变化关头,正确把握形势发展趋势和时代大潮走向。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是一个确定性的时代。历史方位和国家战略层面的确定性,可以引导进而转化为社会各领域从容、乐观和主动创造的进取面貌。

中国道路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已经并将继续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中国面貌。

读解新矛盾

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论依据,也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

第一,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历史回顾。

此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源于 1956 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当时处于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方位,党的八大由此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两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因为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落后的农业国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是当时人们理解的基本国情;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当时人们理解的现代化;只有在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才能逐步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是当时人们理解的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

在后来一段时间,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坚持得不够明确和牢固,甚至还经历了一些曲折,没有很好地把党的八大提出的两个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反映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就是重新回到党的八大的有关表述。邓小平 1979 年3 月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明确了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也就明确了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由此才能真正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正式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对比党的八大的提法,这个表述有两点变化。一是不再从国家发展层面讲“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改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两处改动,既承续了党的八大提法的本质内容,也反映了国情的某些变化,使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更精练,内容更集中了。因为原来的两个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中,落后的农业国和不能满足人民经济文化需要,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落后的问题,同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的目标已经不只是建设先进的工业国,而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那以后,历次党代会都要重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二大指出,“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四大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五大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十六大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七大指出,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从这个过程不难看出,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在重申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语境有了一些变化。一般来说,都要概括一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体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然后在社会主要矛盾前面加上“仍然是”,或者在后面缀上“没有变”。实际上隐含着社会主要矛盾将会出现变化的可能。

第二,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新在何处?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切实和及时地反映了新时代我国国情出现的新变化。

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人民需要的内容大大扩展。不只是过去说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看,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长起来了。人民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领域扩展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

二是人民需要的层次大大提升。在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后,人民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期待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了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提升,而且是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

关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理解。

新时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不少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社会供给、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确实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那样一种局面了。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还比较大,社会供给也存在不小差距。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作为主要矛盾方面在新时代凸显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关于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有的地方快一些,有的地方慢一些,生产力布局还不平衡,在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的比较中,这些不平衡尤其明显。从各领域发展看,既有达到甚至引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既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又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还有明显的短板。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之间也有不平衡的情况,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贫富差别比较明显,社会上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截至 2018 年年底,贫困人口还有 1660 万人。

关于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可持续的情况。这就要求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矛盾是前进的动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带来很多和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由此,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所谓“关系全局”,是指不光带来经济发展方面的新要求,而是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提出了新要求。所谓“历史性变化”,主要指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当我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意味着历史发展进入了新时代。

第三,怎样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同基本国情“变”与“不变”的关系?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如何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了”,而基本国情却“没有变”,这是很有意思却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空间。

首先涉及怎样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国情和作为社会性质判断的基本国情的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国情,主要指国家面貌和时代特点,人们使用这个概念时所指比较宽泛。进入 21 世纪前后,我们就经常说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国情变化。或者说,社会主要矛盾特点,本身便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情。

至于基本国情,则主要是从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本质的社会性质角度来定位的。随着一般意义上的国情演变的积累,基本国情会出现某些阶段性局部性变化,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趋势,但这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发生根本转变很不容易。近代以来的中国,基本国情只经历了一次根本性转变,这就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0 年至1949 年),变革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1949 年至今)。前者经历了 100 年左右,后者依然需要一个世纪。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基本国情的这次根本转变之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建立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理论上讲,新民主主义社会应当属于一种基本国情,但由于时间很短,这里不计,暂视之为两个基本国情中间的一个过渡。事实上,毛泽东也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社会主要矛盾是在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涉及奋斗任务的一种定位。它虽然也相对稳定,但同基本国情相比,更容易发生变化。它会因为一些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实现,或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变革的发生,出现新变化,从而使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拥有新的历史方位。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样几个阶段,依据的就是不同的历史方位,依据的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这 3 个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凸显特征和变化。

据此,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强调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比较好理解了。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出现,虽然表明基本国情在局部的量上起了变化,但实质上仍属于社会需求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矛盾。不是说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存在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依然存在,生产力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比较落后,旧的社会主要矛盾实际上隐含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去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从“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供需矛盾转变。这些变化确实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不足以改变我国仍属于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个最大的实际。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 和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排名仍然靠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变化,是和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作如此理解,才能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何谓新目标

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是和确立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新时代之新,还体现在拥有了新目标。

第一,关于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制定、调整和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总是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前,讲得比较多的是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化的工业。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 20 世纪 50年代,主要讲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讲得多的是实现现代化,从 1964 年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 1978 年,明确设定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至于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时间,也有不同设想。1962 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从新中国成立算起,“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这个远景设想,事实上成为后来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渊源。1975 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提出要在 20 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期设想,后来逐步延展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老一辈领导人提出的远景目标。从 1979 年开始,邓小平就具体谋划这件事情。外国人不理解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什么样子,邓小平说我们将来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什么算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呢?邓小平由此引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并成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概念,叫“小康”。后来,似乎觉得“小康”还不能算现代化,于是,邓小平在 1987 年正式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 100 年的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一步战略任务在 1987 年已经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任务从国内生产总值看,在 2000 年也超额实现,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为了让小康成为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切实感受得到并充分认可的小康,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牢固基础的小康,并没有宣布第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现,而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目标。此外,从党的十五大开始,就分别把建党 100 年和新中国成立 100 年,作为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两个时间节点。党的十八大明确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新目标,新在哪里?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再有两年便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整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由此便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怎样规划第三步发展战略,即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分两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第一步,从 2020 年到2035 年,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 15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样一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形成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安排,并完整地勾画出实现新时代新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个新目标,深化和提升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有两点很突出。

一是,把原来确立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到 2035 年完成。这是因为,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已远非当初设想的模样。邓小平 当初的构想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800—1000 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万亿美元,便进入小康社会。2018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 9732 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3.6 万亿美元,在此基础上还要发展两年,才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的小康社会,不仅在经济收入上使中国实际上进入世界中等水平,其他方面的发展成就,也远远超乎预期。这一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也没有预料到。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到 21 世纪 30 年代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邓小平的回答是,我没有你那么乐观。当时人们确实没有料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赶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带来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

二是,既然“小康社会”这个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已经大大升级了,那么,把原来设想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到 2035 年来完成,并在原来的时间节点上,重新设置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即“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新目标“升级”的内涵有两点。第一,和此前的构想相比,增加了“美丽”的定语,主要是为了对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强化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要求。第二,增加“强国”的定位,意味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其“强”之所在,表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些新内涵,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度体系和执政能力、世界站位、人民幸福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这个新目标的时候,没有像以往那样在经济发展上提具体的 GDP 发展指标。这是因为,GDP 作为 20 世纪中期发明的衡量经济增长的计算方式,已经不能完整反映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转换发展动能成为战略重点。由此,在经济发展上提出的新目标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强国”目标时,突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这项内容。于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新时代党的文献不再纠缠于过去注重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是强调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更公平,鼓励勤劳守法致富。这就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了创新性调整,没有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为分配制度内的关系来论述。实际上,效率更多属于生产和经济发展领域的范畴,公平更多属于分配和社会制度领域的范畴。

新目标意味着新航程。在世界各国发展历史上,后来居上的事情并不鲜见。要做后来居上者,首先要做引领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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